老近卫军的谢幕，1980～1987（第6/18页）

胜利来得如此轻松，证明了安德罗波夫网络的力量。党内级别较低、处于边缘地位的精英们都在热情地为戈尔巴乔夫欢呼，更不用说公众了。在多年的老人政府之后，他们终于迎来了一位年富力强的领导人。不过，尽管得到如此广泛的支持，戈尔巴乔夫仍然是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的接受提名的讲话中，他宣布“不需要改变政策”。现在的这条道路是“可靠、正确、真正的列宁主义”道路。只是在后来，在4月的党的全会上和在1985年5月电视转播的列宁格勒之行中，他才说了许多人想听到的话：苏联需要“perestroika”（字面意思是调整、改组）。“perestroika”是当时忌讳的“改革”（reform）一词的同义词，起初只是指改变经济管理方式。后来它将成为戈尔巴乔夫统治时期的代名词，然而其含义却难以界定和系统化。戈尔巴乔夫在国内的小心翼翼，暴露出他对于处于困境的苏联经济与社会还缺乏针对性的治疗手段。就像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新政一样，戈尔巴乔夫也想改善现存的体制，但他不知道如何下手。不过，他知道，改善现存体制的目的是为了挽救社会主义，使之摆脱停滞与迫在眉睫的危机。戈尔巴乔夫在其回忆录中对于自己起初采取的措施几乎是带有歉意地写道：“当然，一个人不可能使自己的意识立即摆脱先前蒙蔽和束缚他的东西。”戈尔巴乔夫花了两年时间“解放自己的思想”，并使自己为势在必行的激进改革做好准备。

在其执政的头两年，戈尔巴乔夫的国内政策很少偏离安德罗波夫在短暂的统治期间制定的蓝图。这位新总书记相信，清除掉勃列日涅夫的那些腐败无能的密友与官僚，可以让苏维埃体制运转顺利。克里姆林宫的特别调查人员和克格勃，不仅对东乌克兰、南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中亚的地方官员而且还对苏联中央官僚机构中强大的腐败网络采取了行动。利加乔夫在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下，解除和调整了几百名地方党委书记。戈尔巴乔夫也不想背离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数年之后，他解释说他起初曾想利用现存的党政机制来实现工业的现代化，而只有在那之后，在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上彻底改革的条件才会成熟”。这个稳健的现代化方案包括两部分。首先，它打算把对重工业的投资几乎翻一番——主要是通过赤字财政。依照“加快速度”这个一厢情愿的口号，政治局计划十五年内把工业产量提高20%以上。让人奇怪的是，政治局的各位领导人又犯了老毛病，像20世纪50年代末的赫鲁晓夫一样，提出了一些“轻率的计划”，甚至讨论起怎样在工业生产方面赶上美国。其次，它设想通过行政手段与腐败和松弛做斗争，强化劳动纪律。这一做法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全国性的反酗酒运动。戈尔巴乔夫与由安德罗波夫提拔的其他人一道，都以为大幅减少酒的零售就会使俄罗斯人摆脱其最严重的社会问题——酗酒。实际上，这些举措非但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目的，还造成了巨大的财政黑洞，这个黑洞会在接下来的两三年当中让苏联和戈尔巴乔夫寝食难安。

与国内政策不同的是，对外政策成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最初的舞台。尽管1981年至1983年间的国际形势依然十分紧张，但政治局与大多数苏联官员都不希望与西方的对抗再度失控，而是希望重新回到缓和的轨道上来。总参谋部、外交部、克格勃和军工委员会的某些官员和专家也开始明白：苏联的行为无意中成了堵死缓和之路的原因之一。在中欧部署SS-20中程导弹的决定和入侵阿富汗的决定受到越来越仔细的检讨。在官僚系统内部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势头，要求恢复已被取消的与美国和北约的谈判。甚至在契尔年科1985年1月去世之前，安德烈·葛罗米柯就会见了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并就美苏武器谈判的框架达成一致。1985年4月，政治局停止了对SS-20导弹的部署。

出于个人的与政治的原因，戈尔巴乔夫一心想早点在外交事务上取得成功。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自己很早就决定，“要对对外政策做出重大改变”。他解释说，主要原因在于，如果没有“有利的国际环境”，“经济生活与政治体制的改革”就行不通。总书记把国内政策委托给叶戈尔·利加乔夫和尼古拉·雷日科夫，并迅速采取措施确立了自己在外交事务上的最高地位。第一步就是削弱葛罗米柯在该领域的影响力。戈尔巴乔夫让格鲁吉亚党的书记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而不是葛罗米柯的副手科尔尼延科和多勃雷宁担任外交部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对外交事务一无所知，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一直深得戈尔巴乔夫的信任。到1987年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在一帮忠实的助手的帮助下，已经完全控制了外交政策的制定。

正是在外交政策的讨论中，戈尔巴乔夫首次提到了需要“novoe myshlenie”（新思维）。这个词与“perestroika”一样，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可以作极宽泛的理解。戈尔巴乔夫的同事和党内精英在几十年的思想运动中已经变得犬儒化了，他们中大部分人都以为这纯粹是一种说辞，至多也只是一个吸引人的宣传口号。他们错了。对总书记而言，外交政策不仅仅是为了给国内改革赢得喘息机会的工具，也是变革的手段。他想让苏联对外开放，并由此克服斯大林遗留下来的仇外与孤立的倾向。必须对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提出质疑，如果需要的话还要取消。很快，“新思维”就成了彻底重估意识形态的同义语。

起初，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是如饥似渴的阅读的产物，这其中包括为党的领导层翻译并限量出版的西方社会主义政治家和思想家的著作。他还很喜欢与自己信任的下属一起，在私人聚会上进行开诚布公的讨论。进行这种讨论的小圈子包括他的妻子赖莎（Raisa）、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瓦列里·博尔金（Valery Boldin）、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Yevgeni Primakov）和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在这个私人圈子中，赖莎是个关键性人物。其他政治局成员的配偶都安于家庭主妇的角色，没什么抱负，但赖莎跟她们完全不同，她自诩为“六十年代的妇女”。跟戈尔巴乔夫一样，她也是1955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的大学生，受到过社会学的训练，在细节和系统化上有追求完美的激情，并积极介入文化和思想的发展进程。在1978年戈尔巴乔夫进入苏共中央书记处、夫妇二人从斯塔夫罗波尔搬到莫斯科的时候，赖莎“立即投身于学术讨论、研讨会和各种会议当中”。她还加入莫斯科大学和哲学研究所的毕业生网络，那是她从1950～1955年的时候就已耳闻的。每天晚上，往往是在参加了政治局会议或其他重要的会议之后，戈尔巴乔夫都带着他的妻子出去散步，一路上讨论当天发生的各种事情并经常会有一些新的想法。“要是没有她的建议，他就无法作出决定。”一位苏联高级官员后来告诉杰克·马特洛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