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近卫军的谢幕，1980～1987（第5/18页）

显然，苏联外交部部长认为苏美关系已经跌落到20世纪50年代初那样的低谷。不过他还是相信，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应该与这位美国领导人进行对话。多勃雷宁认为，“里根的强硬政策对于克里姆林宫内部争论和苏联领导人地位的影响，恰好与华盛顿意想中的相反。它强化了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和安全机构中强烈主张与里根的政策针锋相对的那些人的地位”。作者当时作为莫斯科“美国与加拿大研究所”的初级研究人员，可以看出安德罗波夫对里根的强硬回应在专家中产生了严重的不安情绪。与此同时，就连那些一贯主张改善美苏关系的人也被美国的反苏言论激怒了。公众当中有许多人开始担心：“会不会发生战争？战争什么时候来临？”

安德罗波夫对苏联国际行为的影响是坚定的现实主义与作最坏打算的心态的古怪的混合物。长期与克格勃打交道加重了这种心态。直到其健康状况恶化之前，他一直拥有足够的意志力和洞察力在对外政策上打上自己的印记。不过，他在1984年2月9日的去世，中断了他所有的工作。他的继任者，另外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康斯坦丁·契尔年科是个移动的木乃伊；他患有严重的哮喘，要经常服用镇静剂。在契尔年科短暂在位期间，乌斯季诺夫和葛罗米柯依然在实际上垄断着军事与外交事务。在克里姆林宫的讨论中，对斯大林时代的怀旧情绪开始抬头。政治局甚至挤出时间来为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恢复党籍。乌斯季诺夫把苏联在国际关系中遇到的麻烦归咎于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并对其提出了严厉批评，建议把“伏尔加格勒”这个名字仍改为“斯大林格勒”。克里姆林宫的一些老人对20世纪40年代很留恋，那时苏联依然是个堡垒般的国家，苏联人民也经受住了无数的牺牲和艰难困苦。

总参谋部对于怎样回应里根合适，意见不一。有人认为军事预算要增加14%。直接的军费开支，即武装力量和军备的费用，当时已达到610亿卢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和国家预算的16.5%。包括间接开支在内的与国防有关的总费用，就像勃列日涅夫1976年承认的那样，要高出两倍半，大约占预算的40%。这个数字比1940年苏联正在进行二战备战时还要高。简单的计算表明，在国民生产总值停滞不前的时代，大幅增加国防开支必然要大幅降低生活水平，并终止勃列日涅夫与苏联人民约定的“自己活也让别人活”。

从苏联方面的证据材料看不出政治局对于不断增加的军费开支有过任何争议。苏军总参谋长尼古拉·奥加尔科夫元帅试图在国防委员会会议上提出这个话题。他批评乌斯季诺夫控制的军工综合体的僵化。在他看来，存在的问题有：效率低下；开展了太多耗费巨资的庞大计划；在军备竞赛中追赶美国是一种自杀倾向。乌斯季诺夫没有争论，只是解除了他一向讨厌的奥加尔科夫的职务。对于有人提出的借鉴20世纪40年代的经验，包括改为六天工作制和设立特别的“国防基金”为各项重整军备的计划筹集资金，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也没有重视。在新的现实面前，要想还采用老的动员方法那是不行的。社会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已经发生了无法逆转的变化。斯大林动员并挥霍了的巨大人力资源，几百万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年轻工人以及满怀热情的党的干部，当时再也找不到了。在受过教育的青年精英中，几乎看不到理想主义的影子；取而代之的是犬儒主义、对享乐的追求和没有得到满足的消费主义。安德罗波夫采取的管理措施——强化蓝领和白领的纪律与职业道德，很快便沦为闹剧。就连政治局的各位领导人也跟四十年前不同了：他们中大多数人都由于年事已高而开始更多地考虑自己的健康、减少工作负担和自己在退休后的特权，而不是考虑苏联的长治久安。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弗拉基米尔·谢尔比茨基（Vladimir Scherbitsky）、丁穆罕默德·库纳耶夫（Dinmuhammad Kunaev）、尼古拉·吉洪诺夫（Nikolai Tikhonov）和其他“老人”，都暗中排斥安德罗波夫安排到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年轻干部，其中包括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叶戈尔·利加乔夫和尼古拉·雷日科夫（Nikolai Ryzhkov）。

政治局的老人们还在虚度光阴，死神却等不及了。乌斯季诺夫死于1984年12月20日，而在1985年3月10日就轮到了契尔年科。在筹备契尔年科葬礼的同时，一场幕后交易也在紧张进行。结果，主政的“三驾马车”中仍然健在的安德烈·葛罗米柯，把他的决定性的一票投给了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作为对其支持的回报，葛罗米柯很快就成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这个高位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大权终于从斯大林主义的受益者那里旁落到新的、相对来说没有经验的领导人手中。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不幸的是，巨大的困难和错综复杂的负担几乎压垮了他所继承的这个国家。

克里姆林宫的新面孔

从1985年起，在西方观察家和戈尔巴乔夫的助手当中，许多人就已经把戈尔巴乔夫与尼基塔·赫鲁晓夫相提并论了。尽管在时代的经历、教育以及风格上两人的差别很大，但他们的确也有许多共同点：农民的社会背景；真心诚意，甚至可以说狂热的改革冲动；坚定不移的乐观态度以及强烈的自信；在道义上对苏联过去的反感；相信苏联人民的常识感。两位改革者都相信共产主义体制，信仰马列主义的主要信条，同时也都拥有强大的革新意识，愿意承担责任，投入未知世界。尼基塔·赫鲁晓夫的著名传记的作者威廉·陶布曼说，戈尔巴乔夫认为勃列日涅夫在国内遗留的问题就是站在保守派立场上对赫鲁晓夫去斯大林化的反动。戈尔巴乔夫的使命就是要在赫鲁晓夫曾经跌倒的地方爬起来。

不过，戈尔巴乔夫的个性与火爆的尼基塔恰好相反。戈尔巴乔夫不好斗，他是个寻求共识的人。赫鲁晓夫缺乏耐心，他解决问题就像坦克攻击敌人的防御阵地一样。戈尔巴乔夫习惯于拖延，慢慢地编织官僚政治之网（参见第10章）。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在战争中，在针对贝利亚的阴谋中，赫鲁晓夫一再让自己的生命与事业陷入险境。戈尔巴乔夫从来没有与死亡擦身而过，而且他得到最高权力也几乎是全不费功夫。在他身后是一帮由安德罗波夫提拔的“小字辈”的候补政治局委员，其中包括利加乔夫、雷日科夫和克格勃的维克托·切布里科夫（Viktor Chebrikov）。军方也欢迎把他作为候选人。戈尔巴乔夫的那些潜在的竞争对手——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吉洪诺夫、列宁格勒党的书记格里戈里·罗曼诺夫（Grigory Romanov）和莫斯科党的书记维克托·格里申很快都心甘情愿地认输了。没人想要成立一个临时的领导集体来监督这位年轻而没有经验的总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