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僵局，1945～1953（第6/16页）

1948年5月，正如历史学家弗拉基米尔·佩恰特诺夫发现的，斯大林策划了一场反对杜鲁门政府的迂回的“和平攻势”。其目的是要破坏美国的欧洲政策，让这些政策看起来像是欧洲和德国正在出现的分裂的唯一原因。他利用与亨利·华莱士（他在与杜鲁门竞选总统）的秘密渠道向他传达，并通过他向美国公众传达，苏联人“没在进行任何冷战。是美国在进行冷战”。斯大林想要制造一种印象，即通过谈判克服美苏之间的矛盾是可能的。在写给华莱士支持其和平倡议的“公开信”中，这位苏联领导人继续暗示存在这种幻想的可能性。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苏联对西柏林的封锁，在宣传和战略上一败涂地。暖冬、英美对空运的巧妙组织以及西柏林人民的坚忍，挫败了苏联的意图。西方对苏联占领区实行严厉的经济制裁，给了斯大林一个狠狠的教训，并让苏联人为损失埋单。最终，西方在西德和西柏林的货币改革大获成功，而之所以如此，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苏联的抵制。对于苏联在西柏林和西德的影响力来说，柏林封锁的心理与政治后果是致命的。它帮助西德人与盟国尤其是美国人结成了新的友谊和反共同盟。美英在西德和西柏林的存在，从民众那里得到了以前所没有的合法性。美国、加拿大和10个西欧国家在1949年4月9日宣布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也要拜柏林危机之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使美国在西欧和西德的军事存在有了永久的、正式的合法性。1949年5月11日，在经过短暂的谈判之后，苏联解除了封锁并与西方三大国签署了协议。该协议事实上承认了西方在柏林的永久性政治权利，并在一份单独的议定书中同意把这座城市分成东、西两半。1949年5月23日，就在解除封锁的数天之后，西方占领区变成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事实证明，斯大林基于两次大战间的经验所形成的有关德国的几个基本假定，都是不成立的。首先，与泛德意志民族主义分子结盟的策略并没有带来预想中的好处。斯大林未能认识到，纳粹政权在1945年春的垮台让大部分德国人对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都心怀警觉。正如1948年之后西德政局的新发展所证明的，在那里，最有力的因素并不是民族主义情绪，而是对经济正常化的渴望、传统的地方分权观念以及与德国东部地区的疏离感。这种疏离感可以追溯到对普鲁士在德意志第一帝国中的统治地位的抵触情绪。从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在莱茵兰中、上阶层中得到的支持，就可以看出这些因素。正是这种支持使他成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

在西德，让人感到意外的是，不仅没有民族主义的紧张关系，驻西德的美军士兵与德国平民尤其是妇女之间，还存在一种互利关系。许多德国妇女喜欢美军大兵，因为他们可以提供稀缺食品和基本用品。在民众看来，苏联人是“索取者”、掠夺者和拆走他们东西的人，而美国人则是“给予者”。在柏林封锁期间，德国舆论更加一边倒地变得支持美国而反对苏联。

其次，20世纪40年代最后并没有发生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危机。斯大林对这个假定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他预言在西欧国家与美国之间会产生激烈的竞争，这反映了列宁主义对市场经济内在矛盾的看法。实际上，从1948年开始的战后经济衰退，完全不像预料中的那样严重。苏联人曾经梦想，如果大萧条重现，美国就会再次采取孤立主义政策并对莫斯科想要的东西表现出更愿意和解的姿态。但这种梦想没有成真。

斯大林又一次拒不承认自己的误判。1948年3月，他告诉德国社会统一党的官员：德国的统一将是个“漫长的过程”，要花“几年”的时间。他接着又说，推迟统一对德国社会统一党是有利的，因为共产党人可以加强他们的宣传工作，“让群众为德国的重新统一做好准备”。一旦人民做好了思想准备，那“美国人就只有认输”。1948年12月，在与东德共产党人的另一次会谈中，斯大林装作很乐观的样子。德国社会统一党的各位领导人坦承，他们及其盟友已经毁掉了自己在西德的政治声誉；所有人都把他们看作“苏联的代理人”。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在回答时言不由衷地责备乌布利希和他的同志们放弃了德国特殊的社会主义道路：他们为什么要像曾经与罗马军团战斗过的古日耳曼人那样“赤膊”上阵呢？“必须要利用伪装。”他说。斯大林建议，应该让西德“一些优秀的共产党员”退党并渗透进德国社会民主党，以便从内部瓦解社会民主党，就像波兰和匈牙利的共产党对付他们的反对党一样。

德国社会统一党的各位领导人利用苏联惨败和西德宣布成立的机会，要求苏联占领当局给予他们更多的自主权。鉴于事态发展的压力，斯大林允许德国社会统一党筹备成立一个正式的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49年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正式诞生。1949年，斯大林还成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COMECON或CMEA）——这是苏联对“马歇尔计划”和西方经济集团的回应。它的首要任务是发展“基础生产，使我们[苏联集团]摆脱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必要的设备和原材料的状况”。民主德国很快就被允许加入这个组织

有证据表明，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感到他在德国问题上的退却让自己蒙受了耻辱。就在柏林封锁即将以不光彩的方式收场的时候，斯大林又一次开始指责莫洛托夫并逮捕了他的妻子。莫洛托夫差点儿崩溃，这就像历史学家戈尔利兹基（Gorlizky）和赫列夫纽克（Khlevniuk）说的，“在某种程度上是莫洛托夫为苏联在德国的政策失败所付出的代价”。1949年3月，莫洛托夫丢掉了他的外交部部长职务。一年后，斯大林仍然在为“美国在欧洲、巴尔干和中东的不诚实的、背信弃义的、傲慢的行为，尤其是它成立北约的决定”愤恨不已。他报复背信弃义的美国人的方式就是支持金日成（Kim Il Sung）吞并韩国的计划。

朝鲜战争与东德

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使冷战完全军事化了，实际上也把在欧洲通过和谈解决问题的可能性降低为零。据莫洛托夫说，战争是“朝鲜人自己硬塞给我们的。斯大林说过，要回避一个统一的朝鲜这个民族问题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开战的决定仍然是斯大林的决定；而一旦做出这个决定，德国的和平统一就没有任何机会了。

斯大林与毛泽东结成的新的同盟，为朝鲜战争铺平了道路，同时也是斯大林的战略眼光从欧洲和德国转向远东的最主要原因。迄至1949年为止，克里姆林宫对包括中国的毛泽东和越南的胡志明在内的亚洲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帮助很少。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使斯大林不得不重新考虑他的战略重点。中国共产党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取得了胜利，这与德国的僵局以及共产党人在意大利和法国的失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949年7月，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中国代表团。他承认自己过去曾错误地怀疑共产党在中国取得胜利的可能性。还有一次是在1949年12月，毛泽东到莫斯科为这位苏联领导人祝寿的时候，后者也不太情愿地承认了这一点。只是在毛不达成明确的中苏协议就不离开苏联的时候，斯大林才同意建立新的中苏同盟并签订一系列的新协议。米高扬和莫洛托夫在改变自己领袖的想法方面也起到了作用。在斯大林与毛随后的会谈中，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郑重承诺结束“雅尔塔体系”，也就是各大国之间基于实用政治的安排，它使苏联在欧洲和亚洲拥有了国际上的合法性和外交上的有利地位。“让雅尔塔体系见鬼去吧！”这位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告诉毛。他还表示，中国人应该在推动亚洲革命进程方面发挥领导作用。不过，谈判自始至终都伴随着激烈的讨价还价和互相争吵。出于意料的是，中国人请求苏联把它在中国东北拥有的一切，包括铁路和亚瑟港基地，都还给中国。这让斯大林非常恼火，但最终他还是觉得，与中国的同盟要比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利益更重要。1950年2月签订的新《中苏条约》成了苏联多年来在外交政策上的最大成就。同时，它也为日后的中苏对抗埋下了隐患，因为斯大林的居高临下和拒绝把中国作为平等的伙伴对待，让毛泽东觉得受到了羞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