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僵局，1945～1953（第5/16页）

从1946年以来，斯大林一直在考虑如何加强自己对欧洲各国共产党的控制，但是，“马歇尔计划”加快了共产党情报局成立的步伐。这表明，斯大林确信从那时候起，苏联人仅凭思想和组织的铁的纪律就可以管理中欧了。各国共产党不得不声明放弃“本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它们迅速被斯大林化并刻板地服从克里姆林宫的政策。强制推行斯大林主义的控制，导致了对铁托的南斯拉夫的“清洗”。这一事件烙有斯大林个性的鲜明印记。斯大林突然发作的对铁托和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层的憎恨，出乎人们的意料，甚至对他的下属来讲也是如此。不过，在其巩固自己的权力期间，这曾是斯大林在苏联政治斗争中的典型做法，当时他对自己在政治上的朋友和支持者是又拉又打。斯大林对待中欧共产党领导人的方式，与他对待像莫洛托夫和日丹诺夫这样的自己最亲近的副手的方式并无明显的不同——它把富有欺骗性的个人魅力、没来由的施虐、猜疑还有轻蔑都混合在一起。在南斯拉夫这件事上，斯大林的待人之道却适得其反，惹得苏联在中欧最有价值的伙伴造反了。

就这样，按照斯大林的方式加强对中欧的控制，不仅制造了外部的，也制造了内部的敌人。1948～1949年对“铁托主义”的猛烈批判所起的作用，就跟1935～1938年炮制的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一样，有助于巩固斯大林的绝对控制。对于反对和违抗其意志的可能性，哪怕是微乎其微，也不允许存在。在此期间，斯大林还一直想暗杀铁托，就如同他曾经一心想暗杀托洛茨基一样。

中欧的苏联集团迅速得以巩固给苏联在德国问题上的政策带来了重大变化。这些政策以牺牲德国的统一运动为代价，坚定地转向了建立一个苏联化的东德。斯大林没有让德国社会统一党加入共产党情报局。不过，德国社会统一党的各位领导人，包括前社会民主党人，都明确表示忠于苏联并公开谴责“马歇尔计划”。1947年秋，斯大林说服东德共产党领导层，在德国内政局也就是苏联占领区的警察机构的支持下组织军事力量。1947年11月，在内政局内部成立了情报部，目的是用法律许可之外的手段侦测和根除任何反对东德政权的力量。1948年7月，随着柏林危机的日益加深，苏联领导人批准了一项计划：装备和训练一万名东德士兵，作为住在兵营里的“担任警戒任务的警察力量”。所有这些措施的计划与实施都是高度保密的。斯大林完全清楚，它们公然违反了雅尔塔与波茨坦的决议，而且这项政策也完全背离了苏联在宣传和外交上倡导的德国统一、中立和非军事化。

1948年9月，德国社会统一党公开批判其自1946年创立以来一直坚持的德国特殊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观念，说它是“腐朽而危险的”，是通向民族主义的“邪路”。在批判南斯拉夫的狂热气氛中，东德共产党人更愿意站在安全的一方，而且即便没有得到克里姆林宫的邀请，也千方百计地想加入到忠诚的斯大林主义者的行列。

从1947年12月到1948年2月，西方领导人撇开苏联在伦敦单独举行了多次会谈，之后就开始组织西德联邦国家。它将借助“马歇尔计划”接受美国的援助，并修改鲁尔区的生产计划，确保西方占领区的经济快速复苏。斯大林也许仍然寄希望于发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并破坏西方的计划，但他不能再拖了，必须对西德的成立做出回应。他在柏林这个苏联对西方优势最大的地方采取了行动。1948年3月，针对德国社会统一党官员不满西方在柏林的存在，斯大林说，“也许我们可以把他们撵走”。他决定封锁西柏林，以便把盟国赶出这座城市，或者迫使它们对自己的伦敦协议进行重新磋商那就更好。

除了在伦敦达成的协议之外，促使斯大林采取行动的另外一个诱因就是在西德和西柏林开始采用新的货币。如果采用新的货币，苏联在德国的占领成本就会大幅增加（1947年是150亿卢布）。直到当时为止，苏联驻德军政府一直可以印制那种在占领区使用的旧马克，这些旧马克在西方占领区也还在流通。在财政上把苏联占领区与西德分开，有断绝这一财源的危险。

针对西方的分离主义计划，斯大林以西柏林为要挟，是希望自己有合适的机会一石二鸟。如果西方列强选择谈判，就会使它们建立西德国家的计划复杂化。这些谈判还会让苏联驻德军政府有更多的时间在占领区落实自己的战争赔偿工作。如果西方列强拒绝谈判，它们又会有失去其在柏林的基地的危险。这位苏联领导人信心满满，觉得自己有能力妥善使用武力包围西柏林，既避免挑起战争，又让此次危机的责任看来像是在于西方列强。意味深长的是，他还下令把为苏联占领区印制新钞的时间延迟到西方列强开始在柏林使用它们的德国马克之后。

封锁柏林是斯大林的又一次试探。每当力量对比比较有利的时候，谨慎而冷酷的决心就会让他蠢蠢欲动。欧洲其他地区的形势发展也为苏联封锁西柏林的行动提供了启发。1948年2月，克里姆林宫的这一策略获得过成功。当时共产党人在捷克斯洛伐克夺取了政权，自由民主政府不战而降。不过，斯大林认为，美英不会让共产党武装在希腊取得胜利。2月10日，在会见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领导人的时候，斯大林说，在希腊，“如果缺乏取胜的条件”，那“就勇敢地承认这一点”。他建议说，“游击队运动”——在1947年得到过克里姆林宫和南斯拉夫的支持——该“结束”了。正是由于南斯拉夫不同意斯大林的看法，再加上其他方面的原因，才使得斯大林与铁托的关系突然破裂。

当柏林危机还在酝酿的时候，1948年4月，意大利共产党（PCI）胜利在即，这威胁到了欧洲力量的均势。历史学家维克托·扎斯拉夫斯基发现了充分的证据，证明意共中的好斗分子准备如有必要就通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不过，意共领导人、在斯大林主义的“现实主义”氛围中培养起来的帕尔米罗·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对这种冒险活动的结果非常怀疑。3月23日，陶里亚蒂通过秘密渠道给斯大林发了一封信，征询他的意见。他向克里姆林宫的领袖发出警报，说意共与政治反对派的武装冲突可能会“引发一场大战”。陶里亚蒂告诉斯大林，万一在意大利发生内战，美、英、法都会支持反共的一方；届时意共将需要南斯拉夫军队和其他东欧国家武装力量的支援，以维持它对意大利北部的控制。斯大林对陶里亚蒂的信立即做了回复。他指示意大利共产党，“无论如何都不要通过武装暴动”在意大利夺取政权。根据他对实力对比的谨慎考量，斯大林决定：对于英美势力范围内的意大利，他鞭长莫及；不过，西柏林是在苏联占领区内，而德国问题又至关重要，值得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