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同流合污（第5/13页）

“你看，”眼光敏锐的陈友仁说道，“你认为这里的商人指的是谁？就是蒋介石。他们买卖的货物指的就是背叛武汉国民政府。这些用词表现了孔祥熙和子文当时的心态。这是一种买办的语言，他们把中国的命运当作商品来买卖。”

鲍罗廷把事态的发展情况传回了莫斯科。第二天，他收到了克里姆林宫一份严肃的声明：“武汉国民政府的革命角色已经终结，它正在变成一支反动力量。”莫斯科命令共产党退出武汉国民政府。7月14日那天剩余的时间里，毛泽东和其他仍在武汉的共产党领导人悄悄离开了。

现在实际上只剩下庆龄一个人在孤军奋战，仍跟她站在一起的国民党领导者是邓演达将军。他曾是黄埔军校里很受官兵喜爱的一位领导人，不过他是一个独立的领导人，不属于蒋介石那一派。1926年北伐期间，因其才华出众且颇有威信，邓演达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北伐战争中取得的很多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胜利都得益于他的指导。

如果在革命发展过程中没有青帮或莫斯科的干预，那么最终成为中国领导人的可能会是邓演达，而不是蒋介石。宁汉分裂时期，邓演达站在武汉国民政府一边，指责蒋介石篡权和背叛了孙文的意愿。蒋介石则称邓演达是一个“共产分子”。与此相反，邓演达和庆龄只是认为共产党的某些计划是对孙文的三民主义的一种补充，他们并不赞同共产党屈从共产国际的命令和斯大林的独裁专制。现在，他们有理由怀疑斯大林是为了他自己的目的而故意干涉中国。一面是蒋介石和青帮威逼利诱，另一面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阴谋诡计，新生的武汉国民政府还没来得及站得住脚跟，就注定要夭折了。

就在此时，庆龄出面讲话了。7月14日，她发表了一项指责蒋介石篡夺革命果实的声明。她指出，没有工人和农民参加的革命不过是一种伪革命：

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做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反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

……一切革命都必须是社会的革命，以社会的基本变革为基础，否则便不成其为革命，只是改换政府而已。

为了在中国革命中指导我们，孙中山把三民主义……交给我们。目前存亡攸关的是民生主义，它是解答中国基本社会变革问题的主义……

从这个主义，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社会价值的分析和他对工农阶级地位的确定。这两个阶级在我们打倒帝国主义，废除奴役我们的不平等条约和有效地统一全国的斗争中，都是我们的力量基础。他们是建设自由新中国的新柱石……如果我们采取了削弱这种支持的任何政策，我们便动摇了党的基础，出卖了群众，而不是真正忠于孙中山……

但是现在有人说政策必须按照时代的需要而改变，这种说法虽然有一部分道理，但是决不应改变到如此地步，以至成为相反的政策，使革命党丧失了革命性，变成虽然扯起革命旗帜而实际上却是拥护旧社会制度的机关；而本当就是为了改变这种制度才建立起来的。

……今天中国农民的生活比孙中山当初痛感人间不平而终生投入革命的时候是更加困苦了。然而今天自命为孙中山信徒的人，口里谈的是阶级，心里想的却是一种实际上漠视中国千百万贫困农民的疾苦的“革命”。

现在更有人非难农工运动为新近的外国产品。这是谎言。二三十年前孙中山在言论思想中就表示要用革命来改善中国农民的地位……

这些年来，他的目标是很明确的。但是现在人们又讲什么新近的外来影响了。当俄国还在沙皇铁蹄之下的时候，孙中山就已经倡导中国土地革命了。难道他是外国阴谋工具吗？

孙中山的政策是明明白白的。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变为一部机器、一种压迫人民的工具、一条利用现在的奴隶制度以自肥的寄生虫……

革命在中国是不可避免的……我对革命并没有灰心。使我失望的，只是有些领导过革命的人已经走上了歧途。

这就是孙夫人的最后答复。毫无疑问，她已经同蒋介石的政府决裂。他们以后再也不能通过庆龄来借用孙文的名义把他们的政策合法化了。庆龄的政敌们快速采取行动，想要阻止这位“文雅的”妇人发出的措辞严厉的声明，但她还是安排《密勒氏评论报》刊登了她的这份声明。

第二天，也就是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按照计划开始驱逐政府系统里的共产党人。希望留下来的人必须退出共产党，违者一律“严惩不贷”。

鲍罗廷失踪了。庆龄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她也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其他拒绝加入右派的人有的逃离了武汉，有的甚至离开了中国，这些人中就包括庆龄的朋友邓演达将军。邓演达辞去了国民党内的所有职务，谴责武汉国民政府剩余的领导者们向蒋介石妥协，背叛了孙文。之后，他便化装成农民的模样，离开了这个城市。几天之后，屠杀开始了。

这场充满希望的、发源于广东并横扫长江流域的革命运动就这样结束了。它并非被敌人从外部攻破，而是被青帮颠覆之后从内部瓦解的。北洋军阀在他们面前望风而逃，许多外国政府正准备对它予以承认，但数以千计被偷偷录取到黄埔军校并投到蒋介石门下的青帮分子逐渐占据了下级军官中的大多数职位，从而控制了革命。无论是手无寸铁的农民和工人，还是自称为民主人士和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那些人，都没有力量抵抗内部那些好斗的右派。

经过乔装打扮的庆龄乘坐一艘小船沿江东下，回到了上海。她在莫里哀路的住宅里做了短暂的停留，匆匆忙忙地把自己的事务安排了一番。短时间内她似乎避开了监视，但她担心，如果在上海待的时间太长，很可能会像子文说的那样遭到刺杀，或者会被软禁在家，而蒋介石则会以她的名义使华中和华南地区的大屠杀合法化。庆龄决定让外界都知道她的抗议态度。鲍罗廷建议她采取一个明确的姿态来表明自己已经与蒋介石决裂——公开访问莫斯科。

午夜之后，法租界内鸦雀无声，两边种满树木的大街小巷在树荫的掩映下，一片漆黑。庆龄一身破旧的打扮，在一头红发的美国人蕾娜·普罗默的陪同下悄悄离开了自己的寓所。蕾娜是一位年轻活泼的马克思主义者，曾在武汉国民政府的国民党党报任职。（文森特·希恩爱上了她，对她此行的安危十分担忧。）两个女人像乞丐一样来到江边青帮头目顾竹轩的地盘。在那里登上一条小舢板，划入了水面遍布垃圾的黄浦江。摇晃不定的小船从停泊在江面上的各国军舰之中穿过，然后悄无声息地从其他咯吱乱响的船只旁边滑过去，在经过三个小时的紧张航行之后，最终来到了一艘锈迹斑斑的苏联货船旁。天亮之前，陈友仁和他的两个女儿也来到了这里。借着清晨的海浪，这艘苏联货船起航直奔海参崴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