惹起千古争议的“劫寨之败”（第2/3页）

郑望之说：“今无成命，万一送来后贵方不接受，望之那就是欺君罔上了。奈何？”

王汭笑了，说：“这个我也不敢做主，只是好意告诉你们，可以一试。”

郑望之等回到城里，时已过午，马上入宫做了汇报。钦宗想了想，说：“把宫中所有珠玉，都聚到宣和殿中，尽数送去！”

一直到勤王之师来得越来越多，“西兵”将帅基本都到齐了，钦宗的胆子才开始壮起来。此时，他听说金人仍在城北掳掠，屠戮如故，以至城外后妃、王子、帝姬的坟墓都被发掘殆尽，不禁大怒，“始赫然有用兵之意”。

二十三日左右，京城大雾四塞。钦宗召集李纲、李邦彦、吴敏、种师道、姚平仲、折彦质，开了个御前会议，讨论如何用兵。

李纲奏曰：“金人之兵大张声势，其实不过六万人，又大半皆是奚、契丹、渤海等部落。我勤王之师集城下者二十余万，已是金军数倍。彼已孤军入重地，正如虎豹自投於陷阱中，应以计取之，不可与之争一朝一夕之力。如今之良策，莫如扼关津、绝粮道、禁抄掠，分兵以收复京北州县。待金人游骑出则击之，并以重兵临近贼营，坚壁勿战，恰如汉代周亚夫围困七国一般，待其粮草乏、人马疲，然后我军将帅发檄文，声称索回誓书、收复三镇，以声势迫其撤军。待金军过河时，中渡击之，此必胜之计也！”

钦宗听了，觉得确实是个好计策！

种师道这时候也入见皇帝，奏道：“臣以为议和不是个办法。金军若想拿下京师，谈何容易？京城周长八十余里，如何可围？城高数十丈，粮食可支用数年，不可攻也！若在城内筑寨，而城外严兵拒守，以待勤王之师，不逾数月，虏自困矣；如其退，即与之战。依臣之见，三镇之地也不宜割让！”

老将军豪爽，直言不讳反对议和。钦宗这时候也是个“主战派”了，听了这意见，不仅不认为是冒犯，反而觉得很有道理，就叫老将军去和李邦彦商议一下，种师道见了李邦彦，便质问道：“师道在西边，不知京城高坚如此，御备有余。当时相公为何便讲和？”

李邦彦挤出一个苦恼的笑，说：“国家没有兵啊！”

种师道说：“不然，凡战与守，自是两回事。战虽不足，守则有余。若论守城，京师数百万众，不都是兵么？”

由于两人的路数和心思完全不同，因此商议来商议去，竟数日不决。

李纲与种师道两人的主战意见，在钦宗的赞同下，最终占了上风。大家的认识基本取得一致：预定在二月六日，分兵进发，占领战略要地，扼住金军要害。之所以定在这个日子，一是因为有阴阳家说，这一天利于出师；二是届时姚古、种师中的队伍也将开至，宋军的兵力将占绝对优势。

这里顺便提一句，这个即将到来的种师中，也大有名气。他是种师道的弟弟，人称“小种”，素以老成著称，岳飞初出道时就曾是他的部下。种家一门三代，都是西北名将，赫赫有名。

事情至此，可以说天道已开始照顾大宋了，宋军只要如期发动，彻底端掉宗望大军也不是不可能的！

可是就在这时，宋在战略部署上开始自乱阵脚。种师道现在的副手、熙河（在今甘肃）统制姚平仲提出了“和，则不必战；战，则应从速”的主张，要求提前出击。

本来，种师道的思路是：金军虽然捞到了大批珠宝，但粮食却不多，甚至士兵都以牲口饲料做军粮。这样必不能持久，撤军北还之期指日可待。到时，宋军依李纲计策，出奇兵进行追踪、包围、打击，估计可以全歼金军。即使走脱一部，等其溃逃到真定、中山二镇，也会被当地驻军拦截，仍会被全歼。

而姚平仲年轻气盛，认为完全不必那么谨慎。

这个小姚是名将姚古的养子，幼年时即勇武异常，屡立战功。在徽宗时代，因被童贯压制，不曾有进京朝见的机会。但钦宗在当太子时，就久闻他的大名。

御前会议之后，钦宗在福宁殿单独召见了姚平仲，两位“愤青”谈得十分投机。钦宗对小姚十分欣赏，当场给了厚赏，并许诺如果一旦破敌，当晋级为节度使！

姚平仲是个头脑简单的武人，李纲对他的评价是“志得气满，勇而寡谋”。这小子认为，这大功可以自己独得，于是就准备于二月初一晚间，和陕西将领杨可胜率步骑兵一万人，去劫金人营寨。他打算生擒宗望，拿老贼去换回康王赵构。

这个计划是经钦宗批准的。

年轻的皇帝，现在已是全国最大的激进派了。他嫌种师道太老成持重，不够创新，屡屡督促种师道早一点儿出战。但种师道一再讲明利害，坚持要等到种师中的部队开到再说。

钦宗等不及了，决定绕开这个老家伙！

这次行动，在历史上有太多的扑朔迷离之处。它对北宋末年局势的急转直下有重大的影响，是大宋命中注定的一劫！

据李纲的回忆录《靖康传信录》上说，种师道对此次偷袭行动事前毫不知情——“虽种师道宿城中弗知也”。这一点，可以确证；否则老将军死也会反对的。

那么李纲本人是否知情或者赞同呢？从《靖康传信录》上看，李纲似乎也并不知情，因为他回忆：当天自己因病请了假，正躺在行营司动弹不得。

但是，后世有不少学者对这一说法持有异议，他们认为：李纲不仅知情，而且很赞同这个方案，同时还受钦宗之命，亲自主持了这次行动，是战场的最高指挥官！他之所以在《传信录》里隐瞒了这一点，是出于“为尊者讳”和其他考虑。所谓“为尊者讳”，是他不愿把此次行动的发起人钦宗的愚蠢给揭露出来。

实际情况如何，这里只能存疑了。

这个行动本是由钦宗与姚平仲两人约定，于二月初一半夜时分实施。但是很奇怪，如此高度的机密，竟然在正月二十八日，就传遍了整个汴京，成为百姓街谈巷议的话题。人们汇聚街头，奔走相告，就等着看金军的狼狈相。

钦宗更是成竹在胸，初一当晚，觉也不睡了，端坐在福宁殿等候佳音。他还命人在封丘门的城楼上布置好了御座，只等捷报一来，就驾幸封丘门，在城上举行献俘典礼，嘉奖三军，同享胜利喜悦！他又下令，让行营司的属官方允迪，先行登上封丘门，起草好宣布大捷的告示，到时好向军民宣读，以免措手不及。同时又叫人在开宝寺旁边竖起三面红旗，上书“御前捷报”四个大字，赫然醒目。开封城内，这一夜的前半夜，一片热闹、激动、期盼。人声鼎沸，有如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