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文人最后的私密，生猛有料（第6/10页）

我们可能都知道宋代的江山是如何得来的，两宋历代帝王出于防止赵姓江山易手的考虑，在制度上处处对武将设防，特别是从宋太宗后期开始。随着北宋治国方略的改变、内部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宋辽、宋夏关系的演变，如何防范武将逐渐成为所有士大夫及最高统治集团的核心治理观念。在这种观念的影响和支配下，北宋的武将不管立下什么丰功伟绩，都不能摆脱文官的蔑视和反感。但是，宋仁宗时期，仁宗却对狄青十分青睐。原因其一，宋仁宗统治期间，军政弊端已经毕显无遗，在战场上的表现便是武将怯战避战的现象屡见不鲜，而狄青却充分表现出其出色的军事才能与战争智慧，为赵宋王朝立下了赫赫战功；其二，狄青不仅功勋卓著，且对宋王朝忠心耿耿，即文彦博所说的“忠谨有素”。因此，行伍起家的狄青在短短十余年间一跃成为枢密使，得到皇帝的宠爱。可是，这一事实却与文臣的核心价值观产生了严重冲突，最终，狄青成为文臣眼中欲除之而后快的眼中钉。

在这种大背景下，欧阳修在其奏疏中频频使用鄙薄、蔑视狄青之语，也就不足为奇了。北宋这种畸形的文武关系，造成狄青郁郁而终的悲剧，也造成了北宋军事实力孱弱，经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感叹，欧阳修如此聪慧之人，仍旧摆脱不了封建专制统治的枷锁和时代的局限，成为专制统治的工具。

欧阳修也写“艳词”

关于欧阳修是否曾作艳词，或纯属讹传，抑或事出有因，其间有其政敌毁谤诬陷之成分，但也有与其年少绯闻有关。

欧阳修确实是词作的集大成者。他的词作承前启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他的词作不光量大而且种类风格林林总总，数不胜数。他的词中有大量所谓的艳词，但是这些词作的作者并不全是欧阳修。而且被编纂的欧阳修词集名目繁多，有《近体乐府》《六一词》等，那么在收编的过程中出现大量的误收之作，也属正常。由于宋词高度繁荣，所以在宋词当中张冠李戴的现象很常见。如果我们对一些艳词主观臆断为欧阳修所作，那就违背了做学问的精神。

“见羞容敛翠，嫩脸匀红，素腰袅娜……半掩娇羞，语声低颤，问道有人知么。强整罗裙，偷回波眼……”（《醉蓬莱·见羞容敛翠》）从表面看，这显然是北宋很普遍的艳词。但对于欧阳修这样的大儒来讲这首词明显过于轻浮、淫荡。

“江南柳，叶小未成荫……恁时相见早留心。何况到如今。”（《望江南·江南柳》）这首词描写的是幼年相识的少女，语句中有暧昧之句。此词如若出现在柳永这样的词人的作品中，想必读者不会惊奇，但如若把这词托名于欧阳修这样的词作大儒身上，就会令人惊诧。宋代文人追求自由开放的词风，文人风流也是当时的时代潮流，欧阳修年轻的时候估计也有一些风流韵事。既如此，作一些戏谑性的词作也属正常，但是没有如《醉蓬莱·见羞容敛翠》之淫荡，《望江南·江南柳》之暧昧。有史为证，曾慥在《乐府雅词序》中有这样的记述：“欧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辞章窈眇，世所矜式。乃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蔡绦所著《西清诗话》中道：“欧阳词之浅近者，谓是刘辉伪作。”《名臣录》亦谓：“修知贡巨，为下第举子刘辉等所忌，以《醉蓬莱·见羞容敛翠》《望江南·江南柳》词诬之。”

欧阳修确实写过大量的艳词，但是我们怎样才能正确地认识这些艳词呢？笔者认为只有把它放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才能得到真实合理的结论。欧阳修的诗文以现实主义为主，但是其词作以风流为主。这与宋朝的社会风气有很大的关系，宋朝的文化定位其实很开放的，追求自由、喜欢怡情、任性如醉翁的欧阳修，写出大量别具风情的艳词也就很正常了。

欧阳修的艳词尽管引来一些非议，但是就从词作的发展来说，其意义非同小可。其细腻的描写，婉转优雅的词风，语言清新质朴，词中对男女情爱生活的表现手法独特，使宋词的发展迈向了新的台阶。

正如前文所讲，欧阳修的艳词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是宋词中难能可贵的奇葩，我们不可以视为糟粕，更不能为贤者避讳。艳词非但不会降低贤者的社会影响力，反而更能真实地反映当时士大夫阶层的生活。

我们对欧阳修的艳词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应该一言以蔽之，例如《近体乐府》中的一些艳词，不仅词风高雅，还有很深刻的积极意义。这些词甚至对宋词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王安石与苏轼的“爱与恨”

位列“唐宋八大家”的王安石、苏轼，皆是当时才华横溢的诗人和散文家，皆是年轻有为的朝臣栋梁。两人因缘际会地相逢于北宋王朝那个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年代，身不由己地陷入变法革新的党派之争不能自拔。政见上的背道而驰，使王安石和苏轼在官场上针锋相对。许多反对变法的保守派因此大做文章，把二人说成不共戴天的仇敌。

1.党派之争，结下“不共戴天之仇”。

当时，王安石是坚定不移的变法派领袖，而犹豫不定的苏轼眼见新法在实施过程中被贪污腐败之人利用，成为盘剥百姓的工具，因此，无法苟同王安石激进的改革作风，走上了积极反对变法的道路。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准备变更科举制度，请求兴办学校，在科举考试中罢除诗赋等科目，专以经义、论、策来考试。苏轼随即上《议学校贡举状》，论述贡举之法行之百年不可轻改，并得到宋神宗的召见。王安石对此极为不满。

之后，宋神宗想让苏轼编修中书条例，王安石强烈反对：“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皆异，别试以事可也。”当王安石得知神宗打算任用苏轼当谏官时，更是极力阻止，并派苏轼去做府推杂事的小官。

苏轼在任开封府推官期间，又呈上《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神宗皇帝书》，直言反对新法。而最令王安石忍无可忍的是苏轼的《拟进士对御试策》，其中提到：“晋武平吴，独断而克；苻坚伐晋，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功异。”苏轼借此含沙射影地批判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不听劝谏、“独断专行”。

王安石怒不可遏，向神宗谏言：“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请黜之。”几天后，他又对神宗说：“如轼者，不困之使自悔而绌其不逞之心，安肯为陛下用？”恰巧朝中有人告发苏轼兄弟运父灵回乡的过程中偷运私盐，王安石立即下令彻查，并拘捕了相关人员审问。虽之后查明此事实属诬陷，但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交锋，苏轼自知已无法再在朝中待下去，于是请求外放，出任杭州太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