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文人最后的私密，生猛有料（第5/10页）

唐穆宗在位期间，牛僧孺曾一度为相，一次科举考试由牛党人物钱徽主持，其中牵涉李宗闵等人。时任翰林学士的李德裕指斥李宗闵等人主持科考舞弊。结果李宗闵等人被贬官，斗争逐渐趋于复杂化。就这样，朝廷中形成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两派，相互倾轧40余年。牛李两党的政治主张截然不同，主要表现在：李党力主摧抑藩镇割据势力，恢复中央集权；牛党反对用兵藩镇，主张姑息妥协。

其实，这样的争论是有一定的历史意义的。可是自长庆元年以后，党争的内容已经看不到有丝毫意义，完全是些为了将对手打倒在地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唐代党争已经演变成了一场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这正是唐代党争的实质所在。官僚之间的斗争不断升级、扩大。

那么，牛李党争之事与晚唐著名才子李商隐又有何干系呢？为什么说李商隐是牛李党争的牺牲品呢？原来，这一切都与牛党的令狐楚有关。据《旧唐书·李商隐传》的记载，李商隐少富文采，儒雅风流，深受当时镇守河阳的令狐楚赏识。按照这个节奏，在令狐楚的引荐下，李商隐的仕途必将一片辉煌。可不巧的是，镇河阳侍御史王茂元也对李商隐青睐有加，并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李商隐。王茂元是李党领袖李德裕的亲信，李商隐娶了王茂元的女儿，无形中就是靠拢了李党。此事被令狐楚知道后，大骂李商隐背信弃义，任李商隐多次找令狐楚解释，自己并无心与牛党为敌，仍得不到令狐楚的原谅。

由于处境尴尬，李商隐既没办法与牛党交好，失去了被引荐的机会，又不想借着岳父的关系走入政坛。再说李党对于李商隐曾与牛党亲密接触的事情始终有所忌惮，更不可能举荐他。结果满腹经纶、才情高绝的李商隐一生备受冷落，黯然而终。对于李商隐而言，他的心中并没有党派之分，不然他也不会私下结交文人，从不过问对方党属。不过，他的心坦荡自然，并不等于别人也同样拥有君子之心，凭君子之心结识小人，又如何能得善终呢？

看历史上历朝历代“朋党之争”，汉、明两朝主要是宦官与外戚或朝臣的权力之争，宋朝则是朝臣的政见之争，唯有唐朝的朋党之争畸形可笑，它不过是公卿显官集团（李党）同豪强地主、暴发户庶族（牛党）之间的冲突。这种斗争只会使一个国家越来越贫弱，并不是通过激烈的碰撞，会擦出新的火花，也没有正义与邪恶可言。所以说，处在此类夹缝环境中的李商隐，尽管有再大的才华，在备显无知的斗争中也一样要成为牺牲品。

为何君子、小人都不喜欢寇准

宋景德元年（1004），辽军大举侵宋，寇准力主抵抗，进而促成“澶渊之盟”，暂时稳定了局面，也为北宋之后100多年的和平发展提供了保障。此后，寇准受到了真宗的高度礼遇与信任，一路升任丞相。

然而，寇准的仕途跌宕坎坷，四起四落，最终难逃被贬至雷州（今广东海康）司户参军的厄运。究其原因，六字记之曰：“偏离‘正’，过于‘直’”。《宋史》中说到寇准时用得最多的就是“正直”二字。寇准的确“直”得令人佩服，但说他“正”，就见仁见智了。

“澶渊之盟”的功绩让寇准的权力欲望达到巅峰，使他毫无顾忌地独揽大权，肆无忌惮地插手丞相本无权过问的人事任免，更时常咄咄逼人地左右皇帝的决定。不仅如此，对朝中同僚亦是气焰凌人。寇准被贬之后得以重回权力之巅，出任西府枢密正使，宰相王旦的力荐功不可没。然而寇准根本不把这位晚于他为相的同僚放在眼里，不仅不通力合作，还处处针锋相对，一有机会就想方设法挑其毛病，上报给皇帝。然而王旦“宰相肚里能撑船”，认定寇准是难得的人才，不仅没有设计报复，反而多番在皇帝面前极力推荐，劝皇帝对其委以重任。相比之下，谁是小人谁是君子，一目了然。

寇准毕竟不是圣人，偏离正道亦不足为奇。然其至死不改的倔强耿直，着实令人叹服。不过为人太过正直，在官场行走就难免处处树敌。无论是对同僚，还是对皇帝，寇准较真起来丝毫不让，非论出个是非对错不可。

一次殿上议事，寇准言辞过于激烈，宋太宗几次打断都无法阻止寇准的放肆狂言，一气之下，猛然起身离去。寇准见状，一步上前拉住宋太宗的衣角，硬是将其拉回坐下。幸好寇准争得在理，免了一次杀身之祸。然而，他并不是次次都在理，次次都走运的。

寇准第一次被贬，就起因于他与政敌无理争吵，互揭其短。一日，寇准和温仲舒骑马并行，突然冲出个疯子挡住去路，向寇准山呼万岁。此事被寇准的政敌张逊得知后，派人向皇帝密告，揭发寇准有异心。寇准以温仲舒为证人，为自己辩护。由此在太宗面前引发了一场激烈争吵，使得太宗龙颜大怒，当下撤了张逊的职，同时也把寇准贬去了青州。

寇准最终被佞臣丁谓陷害，惨淡收场，溯其源头便是他那句直白的讽刺性的话：“参政，国之大臣，乃为官长拂须耶？”当年，寇准与丁谓关系亲密，在一次宴会上，丁谓见寇准的胡须上粘了些饭粒，便起身替他拂去。结果好心没好报，反而遭来寇准一句冷言，丁谓由此记恨心中，最终“大仇得报”，将寇准赶到了雷州，终结了他跌宕起伏的仕途。

欧阳修也干过污蔑良将之事

北宋仁宗时期的著名将领狄青含冤而死，这一悲剧给北宋的政治和军事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在两宋的发展史上，狄青是屈指可数的军事奇才之一。他身先士卒、运筹帷幄，为北宋王朝建立了卓越功勋。

在这一悲剧的酝酿及演变过程中，欧阳修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众所周知，在北宋的政坛、文坛及学术发展上，欧阳修均有重大建树和影响。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出色的文臣，竟以种种诬蔑之辞三次上疏宋仁宗诋毁狄青，对狄青被贬乃至身死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一代名臣无端陷害一代名将，实在是匪夷所思。

从现有史料看，欧阳修曾三次上疏诋毁狄青，分别为宋仁宗至和三年所上的《上仁宗乞罢狄青枢密之任》、同年七月《上仁宗论水灾》第一状及当月《上仁宗论水灾》第二状。这三次上书中，欧阳修用尽污蔑陷害之词，言语上也多有蔑视和不敬，究竟是私人恩怨还是另有原因使他对狄青如此深恶痛绝呢？

可以说，欧阳修对狄青被贬产生了决定性作用。但是，他并没有置狄青于死地的想法。欧阳修之所以大骂狄青，都是北宋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恐武症”在作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