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作为一种武器系统(第4/9页)
“长官!”齐马少校笑着招呼我,“正想找你呢。”
齐马在战斗旅里负责民政事务,是部队里与我对口的主管。他身材敦实,脑袋圆得出奇,每天清晨都刮得锃亮。在伊拉克刺眼的阳光下,他看上去酷似顶着保龄球的一麻袋粮食。他的脑袋不仅毫发不生,眉毛也淡得若有若无,别人无从判断他的年纪。他也许三十五岁,也许五十五岁。他略带天真的笑容让你倾向于前者,而他皱起眉头时那副“这个不会打仗的人在他妈说什么”的表情又让你怀疑是后者。与他打交道至今,他彻头彻尾的无知常搞得我晕头转向。
“这是什么?”
齐马少校将手中的箱子扔到地上,激起一阵烟尘。然后他像变戏法似的挥舞右手,从口袋里抽出一把莱瑟曼工具刀,弯腰划开箱子。
“棒球服!”他说,抽出其中一套给我看,“总共五十套。有蓝的,有灰的——就像南北战争里的联邦军和邦联军。”
此时我仍身披防弹服,头顶头盔。眼前的一切太令人费解,我不得不摘下头盔以加快脑部供血。
“这些是给你的,”齐马说,“有人碰巧送到了民政事务连。”
“我们要这些玩意干什么?”我说。
他脸上浮现出标志性的天真无邪的傻笑。“伊拉克人打棒球时可以穿。”他说。
“伊拉克人不打棒球。”我说。
齐马皱了皱眉,似乎刚意识到这个问题。然后他看着手中的棒球服,又咧嘴一笑。
“那么他们可以穿着踢足球!”他说,“他们会喜欢的。反正是在泥地上玩,护腿总能派上用场。”
“好吧,”我说,“但这些衣服为什么会在这儿?为什么我会在塔吉营见到五十套棒球服?”
齐马少校点点头,似乎同意这是个好问题。“因为这是吉恩·古德温寄来的,”他说,“吉恩·古德温认为棒球正是伊拉克人民需要的。”
“谁是吉恩——好吧,管他是谁。现在这就成了我的事吗?”
“嗯,”少校说,“你会教伊拉克人打棒球吗?”
“不会。”我说。
“这倒是个问题。”少校皱起了眉。
我双手放在脸上,揉着前额说:“那么你会教他们打棒球吗?”
“我想他们不感兴趣。”他说。
我们相视而立,我眉头紧锁,齐马却如天使般地微笑。我跪在地上查看箱子,里面有一张清单,注明这些棒球服适合八岁至十岁的男孩。考虑到这个地区的儿童普遍营养不良,十三到十五岁的孩子才穿得上。
“这些东西也让车队专门护送?”我问。
“不止这些,”他说,“肯定还有其他一级军需物资。”
“嗯……不就是功能饮料、博普塔特饼干和那些没人碰的玛芬蛋糕吗?”
“那可是美国士兵的能量来源。”
我又揉了揉额头。“吉恩·古德温到底是谁?”我问。
“北堪萨斯州的床垫大王。”齐马少校说。
我不知该作何评论。
“我从没见过他,”齐马接着说,“但戈登众议员来访时专门对我说,他的一位重要支持者对伊拉克民主建设有个效果立竿见影的建议。”
“显而易见。”
“他对所有人都讲过,包括克里斯·罗珀。”
“哦。”我说。克里斯·罗珀是我的老板。他平时从不踏出安全区半步,但如果有国会议员到访,他也会跟着作一次战地旅游。没人甘心在伊拉克待满一年却毫无见识,回家后只记得大使馆餐厅里的冰激凌机。
“克里斯·罗珀怎么说?”我问。
“哦,他告诉议员‘体育外交’当下十分流行,他们也在组织逊尼派与什叶派间的足球比赛。他说这事在大使馆极具人气。非常奏效。”
“什么非常奏效?”
“这个嘛,”少校笑眯眯地说,“我不清楚,不过拍了不少好照片。”
我深吸了一口气。“克里斯·罗珀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当然不是。”少校说,脸上现出愤怒的表情。
“那么戈登议员……”我说。
“他多半也不赞同,”齐马少校说,“但他叮嘱我和上校,古德温先生对于他是个极其关键的支持者,还说古德温先生对于没人理睬他的棒球计划十分恼火。”
“所以你告诉他区域重建工作组能把这事儿干好。”
“我说你会倍感荣幸。”
鲍勃觉得那些棒球服很搞笑。他每天至少二十次抬头看它们,咧嘴一笑,然后继续在电脑上玩单人纸牌游戏。辛迪缺乏鲍勃的幽默感,她谨慎地指出:这些是男孩的球服,因此不在她这个女性扶助计划顾问的工作范畴之内。况且她的农业项目刚走上正轨,实在腾不出手。
“真的吗?”我说。
“没错,”她说,“这里没人懂现代农业。”
“你懂吗?”
“我至少知道请阿訇在牛尾巴上绑一段《古兰经》治不好牛的腹胀。而且,在塔吉还有一个务农的预备役士兵,他在帮我。”
这就不奇怪了。我一直不相信仅凭辛迪和她的谷歌搜索引擎就足以启动一个农业项目,但她在人际交往上确实有一套。娜吉达——妇女诊所的那位社工——对她的评价非常之高。
“会员越来越多,”辛迪说,“不少丈夫陪着妻子一起来,还告诉他们的朋友这里有很好的建议和药品。”
“那些女人不是寡妇吗?”
辛迪耸了耸肩,继续谷歌,不时嘟囔几句鲜为人知的事实,比如“巴西的冷冻鸡肉这么便宜,养鸡已经没前途了”。我盯着那堆装满球服的箱子,终于无法忍受。我冲出办公室,狠狠带上那扇脆弱的木门,步行去民政事务连找齐马少校,准备和他谈谈水厂和那条通向逊尼社区的管道。我发现他正把各种文件搬来搬去,似乎毫无头绪。
“那条管道还在建设中。”齐马告诉我,一边把一摞很厚的文件塞进一个很小的柜子里。他解释说,在他和我来伊拉克之前,省议会就已经说服先前的战斗旅的民政事务连负责管道建设。如今他既然接手这个项目,就理当继续。
“这地方的水里全是大肠杆菌、重金属和硫酸,”齐马说,“我可不会用这种水刷牙。”
我向他解释了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纠葛,然后告诉他管道的水压有误。“即便你修好水管,水厂上了线,政府也批准运营,”我说,“那些管道抽水时产生过高的水压,会使多佛路以西所有的厕所、水龙头、阀门同时爆裂。”
“真的?”他放下塞到一半的文件,抬起头来。
“那就是你正在建的管道,”我说,“或者说是你雇的伊拉克公司正在建的管道。”
“他们是约旦人,”他说,“只有一个伊拉克人。”他身体后仰,抬起一条腿,一脚踹在文件柜的抽屉上。抽屉应声合上,文件边角从缝隙里钻出来。他看上去很满意,抬头对我说:“我会处理的。”当我追问解决方案时,他只是笑笑,告诉我耐心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