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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她答道，‘样样东西都跟从前不一样了。你为什么要回来？难道就为了这个？就因为样样东西都会跟从前一个样吗？’

“‘不，’我说，‘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可是，我们以前不是住在这儿吗？那些年月都到哪里去了？’

“‘不是在这儿。而且，那些年月也不在我们已经扔掉的旧衣裳里。这就是你的想法吗？’

“‘不。我不是在找寻我自己。可是，你是一直待在这儿的。我是在找寻你啊。’

“海伦古怪地瞥了我一眼。‘你以前为什么没有想到要找我呢？’她说。

“‘以前？’我不解地问。‘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没有办法更早一点回来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在你出走以前。’

“我不了解。‘那我该问你些什么呢，海伦？’

“她没有马上回答。随后，她急促地说：‘你为什么不曾要我跟你一块儿走呢？’

“我直瞪瞪地瞅着她。‘跟我一块儿？离开你的家？你的家庭？你所喜爱的一切？’

“‘我恨我的家庭。’

“我完全被弄糊涂了。‘你可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情况。’我最后自言自语地说。

“‘那个时候，你也不知道。’

“这话是对的。‘我不想带你离开这里，’我有气没力地说。

“‘我恨这个地方，’她答道，‘我恨这里的一切。你为什么又回来了？’

“‘那个时候，你并不恨它。’

“‘你为什么又回来了？’她重复了一遍。

“她站在房间的另一头，几张黄色的椅子和五年多的时间把她跟我隔开了。一股怀有敌意和含有苦味的浪潮，一股脑地向我脸上打过来。在我逃亡的时候，我的行动好像是十分自然的。流亡生活的危险和动荡，我怎么能把海伦也牵连进去呢？可我现在却觉得，我那样地逃跑，留她一个人在家，也许深深地伤害了她。

“‘你为什么又回来了，约瑟夫？’她问。

“我本来想说，我是为了她才回来的。可是，这会儿我却不能这么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了。我看到了以前从未看到过的东西：驱使我回来的乃是一种隐秘的、真正的绝望。我所储存的东西，都已经给用光了。我那毫无掩饰的自卫本能还不足以强大到让我经受这令人寒心的孤独。我没有能够建立一种新生活。在我心里，我也从来没有真的想这样做，因为我就从来没有真的抛却我的旧生活。我既不能忘掉它，又不能战胜它。坏疽已经侵入，我非得做出抉择不可。我可以让自己烂掉，要不就回去，试着把它治好。

“我一直没有把这一切考虑清楚，即使在现在，我也仅仅明白了一半。不过即使仅仅知道现在这样的一丁点儿，也是一种巨大的宽慰。我那压抑和窘迫的感觉消失了。现在我知道，我为什么来到了这儿。从五年的流亡生活中，我没有带回什么东西，除了我那磨练得敏锐了的感官、生存的渴望，以及一个逃亡罪犯的警戒和经验。在所有其他方面，我都已经破产了。在边界之间那片无人地带度过的黑夜，为了一点食物和几小时睡眠而挣扎的那种生活造成的令人痛苦的厌烦，鼹鼠似的地下生存——当我站在这儿，站在我家门槛上的时候，所有这一切都已经离我而去了。我已经破产，可是至少我还没有负债。我是自由的。这不是什么回来。那过去几年中的我，在我越过边境的时候已经自杀了。已经死了。另一个我是活着的，而那是一件礼物，无关责任。”施瓦茨向我转过脸来。“你懂得我的意思吗？我不自觉地重复着这些话，讲得又是矛盾百出的。”

“我想我是理解你的，”我答道，“能够自杀也是一种福气，虽然我们不大欣赏这种做法。它会给你一种意志自由的错觉。说不定我们走自杀绝路的次数要比我们猜想的更多呢。我们只是不知道罢了。”

“就是这句话嘛！”施瓦茨恳切地说。“但愿我们能够知道那是自杀！那么，我们还可以起死回生。我们可以活上几世，用不着拖着经验的痈疽，从一个危机转到另一个危机，而结果还是要死在它们手里。

当然，我当时没办法向海伦解释清楚，”他继续说道。“而且，我也没有这样做的必要。突然之间，我觉得那么轻松，可以用不着解释了。因为正相反，我觉得解释只会引起混乱。她大概是要我说，我回来是为了她的缘故。可是，用我新的眼光看来，我知道那将是我的毁灭。过去将会在我们的头顶上崩坍下来，连同它所有的谴责，它所有的罪孽，还有失去的机会和受损的爱情，而我们将永远找不到我们的出路。现在看来，这种精神自杀差不多充满了欢乐，如果这种精神自杀的念头有任何意义的话，那它必须是完整的。它不仅必须包括流亡的年代，而且还必须包括流亡以前的岁月。要不，比第一个历时更久的另一个坏疽将会侵蚀进来。海伦站在那儿，她是一个敌人，她爱我，而且清楚地知道我的弱点，她正准备利用这两点来向我进攻，而我却毫无制胜的机会。本该带来获取自由的希望的那种自杀，将会变成一种难以忍受的道德上的痛苦——死亡之后，将不再是复活，而是彻底的毁灭。跟妇人家过多解释是一种错误。该做的事是行动。

“我走近海伦。摸着她肩膀的时候，我觉着她在发抖。‘你为什么要回来？’她又问道。

“‘我倒忘了，’我说，‘我很饿，海伦。我一整天都还没有吃过东西呢。’

“在她旁边一张上了漆的小意大利式桌子上，放着一张装在银镜框里的男人照片，这个男人我不认识。‘这个东西，难道我们需要吗？’我问。

“‘不。’她惊讶地说。她拿起照片，把它塞进桌子的抽屉里。”

施瓦茨瞅着我，微微一笑。“她没有把它扔掉，”他说，“她没有把它撕碎。她把它放进了抽屉里。她什么时候高兴，就可以那时把它拿出来，重新放在桌子上。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可是她那种谨慎小心、深思熟虑的姿态却叫我开心。五年以前，这一点我是不会理解的。我一定会当众大吵一场。现在，可能出现沉闷气氛的局面就这样结束了。政治上的大话我们能够容忍，可是恋爱中的大话我们却容忍不了。真是倒霉，若能掉过一个头就好了。海伦那种纯粹理性的姿态不是没有爱情，那是一种添上了女性洞察力的爱情。我已经使她失望过一次，她为什么一定要马上信任我呢？从我这方面来说，在法国的日子也让我学会了很多。我没有问她什么话。我能问些什么呢？又有什么权利问呢？我笑了起来。她吃了一惊。随后，她脸上露出喜悦的神色，也笑起来了。‘告诉我，’我说，‘你跟我离婚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