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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下桥来，在城墙上那一行行黑乎乎的树木中间踱来踱去，等着挨过那半个小时。夜更深了，菩提树的味道也更加浓郁，月亮把银光撒在房顶和高楼上。仿佛这个城市正在竭其所能，要让我明白我是在编造谎言，任什么地方都没有什么危险在暗中等待我，经历了一次长时间、漫无目的的旅程，我可以安心回家，一切都恢复正常了。

“我用不着警惕这样的心情。我心里自有一种东西在主动地防备着，在向四面八方凝视。我在巴黎、罗马和其他城市里被捕的次数太多了，当时恰恰都怀着这样的心情——向美屈膝投降，被爱啊，理解啊，遗忘啊这些幻影哄骗得产生了一种安全感。警察是不会忘记的。月光和菩提树的味道不会把密探变成圣徒。

“我的感官灵敏得如同蝙蝠的翅膀，我小心翼翼地朝着希特勒广场走去。房子就在拐角上，那里有一条街道通进广场。那条街用的还是从前的名字。

“窗子开着。我记起了海洛和勒安德耳的故事[33]，还有王子和公主的童话，神话里讲到那个修女把灯火熄灭，王子淹死了。我想我不是王子，不过，德国的确有很多美丽的神话，也许正因为是这个缘故，才有世界上最叫人惊心怵目的集中营。我沉着地穿过那条街，这里不是什么赫勒斯庞特，也不是什么北海。

“走到大门口，我看见有人从门厅里走过来。已经来不及回头了，我就朝着楼梯往前走，带着一种像是知道要去哪儿的镇定自若。那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我从前没有见过。我的心停止跳动了——”施瓦茨微微笑着。“那又是一种陈词滥调，你要是没有感受过，你是不会相信的。我没有回过头去张望。我听到大门关上了，便急急忙忙地奔上楼。

“房门半掩着。我推门进去，海伦在那儿。‘有人看见你了吗？’她问。

“‘有，是个老妇人。’

“‘没戴帽子的吗？’

“‘对，没戴帽子。’

“‘准是那个女佣人。她的房间在阁楼上。我关照她星期一下午之前都不要来了。刚才那段时间里，她一定在梳妆打扮。她觉得别人除了在她的衣着上找差错就没别的事可干了。’

“‘不要为她而担心了，’我说，‘是她也好，不是她也好，反正她不认识我。有人认识我的时候，我是知道的。’海伦接过我的雨衣和帽子。她正想把它们挂在前厅里。‘不要把它们搁在这儿，’我说，‘有人会看见的。放到壁橱里去吧。’

“‘没有人会来的。’海伦说着，带我往起居室去。

“我先把房门给锁上，随后跟她走了。

“在我流亡的最初几年里，我常常想家。后来，我试着把它忘了。现在我尽管回到了家里，也没觉得怎么样。对我来说，它好像是一幅画，曾经是属于我的，并使我想起自己的某一段生活。我站在门口。几乎什么也没有改变。不过长沙发和椅子都已经整修过了。‘它们以前不都是绿色的吗？’我问。

“‘是蓝色的。’海伦说道。”

施瓦茨朝我转过身来。“事物都有它们各自的生命，要是你把它们的生命跟你自己的相比，那可太糟糕了。”

“为什么要去比呢？”我问。

“难道你不比吗？”

“要比的，但是方式不一样。我总是拿自己来比。当我在河边饿了的时候，我就拿一个想象中的我来和我自己相比，这个我除了饿之外，还患有癌症。这样一比，我会得到片刻的幸福，因为我只是饿了，却没得癌症。”

“癌症，”施瓦茨说，直瞪瞪瞅着我，“你是怎么想起这个来的？”

“我也可以说梅毒。或者说结核病。癌症好像最说得通。”

“说得通？”施瓦茨仍然一眼不眨地紧盯着我。“癌症也不一定最说得通。你这话简直不可思议。”

“好吧，”我用一种和解的口气说道，“我只是拿这个来当一个例子罢了。”

“简直不可理解。”

“每一种致命的疾病都是这样的，施瓦茨先生。”

他一声不响地点了点头。“你肚子还饿吗？”隔了半晌，他问。

“不饿。怎么了？”

“你说过你饿啊什么的。”

“自从跟你在一起，我已经吃过两顿晚饭了。”

他抬起头。“听听！吃过晚饭了！多么舒适！等过去之后回头看，多么不可企及啊！”

我没吭声。停了一会儿，他更加镇静地说道：“椅子是黄色的。它们都已经重新做过了；在我受尽命运的种种嘲弄的那五年里，所有的变化就是这一点。有时候，事物会变得不协调，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是的，”我说，“一个人死了，可是他的床依然还在。他的家也依然还在。具体东西都保持着原来的样子。我们要是能够也把它们一起毁掉就好了！”

“除非它们对我们毫无意义，否则我们是不能把它们毁掉的。”

“这话说得对，”我说，“除此以外，人的生命也并不是那么重要的。”

“不重要吗？”施瓦茨说，他那朝我扬起来的脸上有一种痛苦的表情。“不重要吗？不，当然不了！可是告诉我，如果生命不重要，那么什么是重要的呢？”

“没有什么是重要的，”我说，即使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也知道它是既正确又不正确的，“把事物说成是重要的，都是我们自己。”

施瓦茨急速地喝了一大口深色的酒。“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呢？”他大声问道。“你能告诉我，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它们说成是重要的呢？”

“不，我没法告诉你。不管怎么说，那毕竟是一种愚蠢的讲法。我自己把生命是看得相当严肃的。”

我看了看表，刚刚过两点。乐队正在演奏伴舞的音乐，一支探戈舞曲。喇叭那短促的、调低了的乐音使我想起一艘出航轮船那远去的汽笛声。只差几小时，就要破晓了，我想，那时候，我就可以离开这儿了。我伸手到口袋里去摸了摸那两张船票，仍然在那儿。我几乎已经以为它们不在那儿了。那听不惯的音乐，那酒，那挂着帘幔的房间，还有施瓦茨的嗓音，造成一种使人昏昏欲睡的虚无缥缈的气氛，毫无真实感。

“我仍然站在起居室的门口，”施瓦茨继续讲下去，“海伦望着我，问：‘在你看来，你这个家难道就变得这样陌生了吗？’

“我摇摇头，往前走了几步。我忽然浮起一种奇妙的窘迫之感。屋子里的东西仿佛都在向我伸出手来，但是我已经不再属于它们了。也许我也已经不再属于海伦。‘样样东西都跟从前一个样，’我急忙说道，流露出一种强烈的热情，‘样样东西都跟从前一个样，海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