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炼》创作笔记（第5/6页）

泽农的热忱可以与乔达诺·布鲁诺的热忱相提并论。但是前者更加干涩。布鲁诺首先是通灵者，是诗人。

从某些角度看，康帕内拉落后于他的时代（也许，他生活在意大利南部的修道院里使然），但从哲学论辩的角度看，他与我想赋予泽农的语气非常接近。然而泽农不可能将他的思想浇铸在任何形式的乌托邦里。

泽农二十岁时拒绝的蒂埃里·卢恩给他的提议，正是康帕内拉差不多二十六岁时所拒绝的，他为此坐了三十一年牢狱：带领一小群人，武装起来进行社会和政治反抗。

布鲁诺和康帕内拉在骨子里是诗人，泽农一点儿也不是。

自杀。泽农自杀，不是出于原则或者由于某种特别的吸引力，而是他被挤压在一个不可接受的妥协和一种毫无意义的痛苦的死亡之间，我们任何人处于他的位置都会像他那样做，比如，K.洛维特的母亲面临被送往达豪的威胁时，就是这样做的。（而且以同样的方式，切开自己的静脉。）哈德良，为防备落入敌人之手，让人在自己胸前心脏的位置作了标记，他也会同样做，而且同样“睁开双眼”。

但是，哈德良在临终时刻回顾的是自己作为人的过去，而不是朝向已经将他带走的巨大的声音和光亮。

自杀。泽农，三岛由纪夫，蒙泰朗（1972年9月21日去世，即五天前——我在26日星期二，1972年，写下这些字）。被撕裂的，打开的身体，释放了灵魂。（三岛由纪夫死于1970年11月。他的最后一篇访谈死后发表在《费加罗》上，我记得其中提到了《哈德良回忆录》。）

泽农处于动力论和生机论思想的最边缘，在现代类型的物质主义和机械主义的边缘；我们走完很长一段路之后，回到了非常接近于吉贝尔和帕拉塞尔苏斯的精神概念，我们身后有十八、十九世纪的科学世界，我们与他在这些边缘上相遇。

亨利-马克西米利安似乎分割为两部分，他既纵情声色，又深情款款，一方面是酒馆和妓女，另一方面是他对所谓贞洁女人的柔情和热忱——他按照游戏规则（以及根深蒂固的偏见）认为她们是这样的，他属于有教养而又追逐声色的那一类人，这个世界在我们之前一直存在（也许今天仍然存在……）。饥荒期间他给短缺食物的美人送去火腿，这个情节显示他第一次向前迈出一步，超越了唯一的感官享受，唯一的虚荣，以及他所属时代的唯一的理想主义偏见。在一分钟里，他爱的是这位贵妇本人，是她本来的样子。

关于泽农那几段籍籍无名的生活，要说的话还很多：在莱昂，在圣灵桥，在阿维尼翁，在里昂处于多莱和塞尔维之间，在马赛登船前往阿尔及尔之际……又如，1541年回到里昂，在热那亚和博洛尼亚短暂停留，在此我只一笔带过他与洛伦扎齐奥的会面，以及约瑟夫·哈-柯恩和鲁吉耶利的名字。再如另外两段语焉不详的经历，一段在德国，1542年至1551年期间，只出现了他与玛尔塔的偶遇，提到阿莱伊，以及在巴塞尔遇到的麻烦，泽农的这段生活与帕拉塞尔苏斯的经历最为接近，他们都有过金钱上的起起落落，在孤独中默默无闻和几乎处于幻觉状态；然后，逃离因斯布鲁克之后，又来到德国和波兰，从1551年冬一直待到1955年抵达瑞典。小说中没有关于这段时期的任何信息和细节，只提到雷根斯堡的博尼法奇乌斯·卡斯特尔，受雇在波兰国王的军队里担任军医，回忆起沿途看见冻僵的奄奄一息的伤兵（这一段描写我是从一位美国医生的叙述里得到的启发，1944年战场上的惨状纠缠了他整整一生），还有我自己也参加过的克拉科夫的弥撒。

然而我花了很多时间来想象这些时期，很想将它们写下来，哪怕让这本书的篇幅多出一百页……但是，那样做会不可补救地伤及不同事实和回忆的重要性级别，我们得到的会是一本平淡无奇的传记，其中什么也没有说，因为一切都说了。

因斯布鲁克是一段危机时期：自我最后的反弹。在布鲁日，转变差不多完成了。

回答格雷斯翻译《苦炼》时提的一个问题，关于《修道院院长的病》一章中瓦隆卫队的中士（雄鹿客栈）。不可能将这队士兵的头目换成上尉，因为客栈的等级和背景要与《在因斯布鲁克晤谈》形成呼应。中士一词的好处：我们立刻进入了一个平民环境。

从内部和外部看到的人物。

院长一直是从外部看到的。只有他的话语透露出内心世界。

在泽农身上，即便没有任何虚伪的成分，内部和外部仍有巨大差异。《深渊》一章要透露的是人的内心世界。（《夏天的乐趣》一章部分的也是同样的效果。）《在因斯布鲁克晤谈》中，内心通过话语透露出来，然而这样一来，思想即便没有任何约束地表达出来，已经用语言形成了。在另外几章中，思考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出来时，是一种从行动中诞生的思想，它本身的部分是外在的。在与院长的交谈中，话语本身被置于院长的参照背景上，甚至当泽农与院长意见相左时也是这样，我们只能看到人物的一面，折射角以及与时代形成的入射角。这种情形产生的奇特效果是天才让位于智慧。

细节：虚构那个偷窃膏药的无赖修士，原本只是为了让泽农有理由发火，后来刻画西普里安修士的性格时也用上了。

教会人士。我认为书中一共有五个：康帕努斯，堂·布拉斯·德·维拉，教廷大使，院长，圣巴汶修道院的主教院长。对他们加以区别极其困难，不是指这些人物的性格，他们各自的性格非常鲜明，而是他们的级别，头衔，以及当有人跟他们说话时，他们的应答方式，才不至于让读者一头雾水。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也可以利用这种困难。那些泽农对他们的兴趣相对来说不算持久的人物，在他的记忆中留下的仅仅是头衔。他经常想到的那些人物有一个名字。为了避免混淆方济各会修道院院长和雅各比会修道院院长，即堂·布拉斯·德·维拉，后者在小说整个第一部中只有一个头衔，后来才有了名字。但是这个细节也意味着泽农想到他的时候越来越多了。关于书中几个女人的名字，也是同样的考虑。匈牙利女人和瓦朗斯姑娘没有名字，因为她们在人物的记忆中没有扮演任何角色，而且更多由于时代而非性格的原因，泽农在一定程度上拒绝区分女人的个性特征。尽管弗罗索夫人在泽农眼里有鲜明的个性，但是她也没有名字，部分原因是对他而言，她首先是一位贵族夫人。

也许是在与女性人物的关系上，他最难完全忠实于时代的习俗。可以仿效的例子之一是《丢勒日记》；另一个是蒙田。女人在文艺复兴时期男人的头脑里（除非这个人是柏拉图主义者或者彼特拉克式的文人，或者布朗多姆式的浪荡子，即便这样也还难说），就算不是配角，始终也只扮演一个极其有限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