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5/16页）

“在后面，”他告诉我，“有更值钱的货色。不能摆在这里。有时我穿过马路到加里的机械加工车间去上个厕所什么的，而这些东西就放在这里……去年秋天我有两件标本，在后面，有个人拿个黑东西盖在上面，用一盏灯看，车里我还有两件五十美元的标本，他两样都拿走了。”

前一年，我一个人和汤米坐在矿石堆外面，看他和旅游者收藏者做生意，听他说话（后来我就那个早上写了一个广播剧，题目叫做《老矿工》）。那是他到小木屋来和我们吃了顿热狗作晚餐之后的早晨。我在小木屋的所有时间艾拉都对着我，教育我，汤米是被请来做访问讲课人，给我讲讲工会介入之前矿工困境的实情。

“汤姆，跟内森说说你爸爸。跟他说说你爸爸的遭遇吧。”

“我爸爸是在矿上干活的时候死的。他和另一个人进了一个地方，其他两个人每天都在那里干活，在坡道里，一个垂直的洞。那天他们两个没再出现。上面很高的地方，高度过了一百英尺。我爸爸和工头派进去的另一个人，一个年轻人，很壮实——他体形多美啊！我去医院，我见到那个人，他没在床上，而我爸爸手脚伸开着躺在床上，动都没动一下。我再没见过他动。第二天我去，这另外一个人正在和另一个人聊天，讲笑话，他甚至都没躺在病床上。我爸爸在床上。”

汤米生在1880年，1902年开始在矿区干活。“1902年，”他对我说，“5月24日。大概是那一天托马斯·爱迪生到那里，那个有名的发明家，在那里做实验。”虽然汤米不论在矿上待过多少年在人里头仍是个腰背坚挺的壮汉样子，几乎不像是七十岁，但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他已经不像过去那样灵活了，每回他讲自己的故事有点糊涂或是支支吾吾起来的时候，艾拉就得让他再回到正题上来。“我的思维不再那么敏捷了，”汤米告诉我们。“我得回过头去找，从A B C开始，你知道，想法子再找上。再搞明白点。我还是灵活的，不过不像过去那么好了。”

“是什么事故呢?”艾拉问汤米。“你爸爸怎么样了?告诉内森你爸爸是怎么回事。”

“那个站塌了。我们在这个四英尺见方的洞背后某个角度上放过一块木料——我们在后面放了一块，要用镐把它挖出来弄成斜形的，所以我把这个塞进去，在某个角度切开。一个在前一个在那边。然后我们在那里放上一块两英寸长的木板。”

艾拉打断他，催他说正经话题。“于是发生什么了?告诉他你爸爸是怎么死的。”

“塌了。是震动弄塌的。机器啊，所有的东西都倒坍了。过一百英尺。他再没复原过。骨头都断了。大约一年以后他死了。我们有那种老式的炉子，他就把脚放在里面，来保持温暖。他暖和不起来。”

“他们有没有工人抚恤金?内森，你来问，提问题啊。如果你要做个作家就做这个啊。别不好意思。问问汤米他有没有工人抚恤金。”

可是我不好意思。和我在这里一起吃热狗的是个真正的矿工，在锌矿干了三十年。就算汤米·米纳里克是艾伯特·爱因斯坦，我也不会比这更不好意思了。“他们有吗?”我问道。

“给你东西?公司吗?他一个子都没拿到，”汤米尖刻地说道。“公司和工头们是麻烦。那里的工头好像不在乎他们的房子。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是说他们每天在里头干活的区域。像我吧，如果我是那里的工头，我会检查运去那里给人在洞上面走的木板。我不知道那些洞有多深，可是有人死在里头了，走在那些木板上，木板断了。腐烂的。他们从没注意检查那些该死的木板。从来没注意过。”

“你们那时候不是有工会吗?”我问道。

“我们没有工会。我父亲一个便士都没拿到。”

我努力想作为作家我还该知道些什么。“你们那里不是有矿工联合会吗?”我问。

“是后来有的。已经是四十年代了。到那时就太晚了，”他说道，声音里又有了愤怒。“他死了，我退休了——而且无论如何工会也没帮什么大忙。怎么办得到呢?我们有个领导，当地的会长——他不错，可他能做什么呢?那样的权力什么都做不了。知道吗，多年以前有个人要把我们组织起来。这个人去路那边一处泉水那里给家里挑水。再没回来。再没人听说过他的下落。他要组织工会。”

“内森，问问公司的事。”

“公司仓库里，”汤米说。“我看到大家拿到一张白纸条。”

“告诉他，汤姆，白纸条是什么。”

“就是拿不到工资。公司仓库把钱都拿去了。一张白纸条。我见过这个。”

“矿山主赚了不少钱吧?”艾拉问。

“锌矿公司的头，主要的那个人，在这里有所大房子，在山上，独他一家。大房子。我听他的一个朋友说，他去世时有九百五十万美元。他有这么些。”

“那你开始干活的时候是多少钱?”艾拉问他。

“一小时三十二美分。第一份工是在锅炉房。那时我二十多岁。后来下矿了。我得的最高工资是九十美分，因为干的是像个监工的活。像工头一类。监工下面的。我什么都做过。”

“养老金呢?”

“没有。我岳父拿了养老金。八美元。他工作了三十多年。一个月八美元，他就拿这么多。我没见过养老金。”

“告诉内森你们在矿下都怎么吃饭。”

“我们得在地下吃饭。”

“每个人都是吗?”艾拉问。

“只有工头十二点时到地面上在他们的盥洗室吃饭。其他人都在地下吃。”

次日早上，艾拉开车带我到矿石区，和汤米坐在那里，研究利润动机的罪恶后果。“这是我的孩子，汤姆。内森，汤姆是个好人，好老师。”

“我尽力做到最好，”汤米说。

“他是我在矿下的老师。不是吗，汤姆?”

“我是，吉尔。”汤米叫艾拉吉尔。那天早餐上我问起为什么汤米叫他吉尔，艾拉笑了，说道，“在那里他们都这么称呼我。吉尔。从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有人这么叫我了，就这么保留了下来。墨西哥人，俄罗斯人，斯洛伐克人，都叫我吉尔。”

1997年，我从默里那里知道艾拉没跟我说实话。他们叫他吉尔，是因为在锌镇时他自己叫自己吉尔。吉尔·斯蒂芬斯。

“吉尔小时候我教他怎样放炸药。那时我是跑腿的，钻孔，准备好一切，炸药，木材，以及其他等等。教这个吉尔钻孔，在每个孔里放上一条炸药，接上线路丝。”

“我要走了，汤姆。晚点再来接他。跟他说说炸药吧。教育教育这个城里人，米纳里克先生。告诉内森炸药发出的气味和对人体内部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