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6/11页）

但是艾拉没有动。除了眼睛。他的眼睛好像小鸟要从他的脸上飞出去。抽搐着，霎动着，那样子我以前从未见过，而他全身看上去仿佛已经化成骨，紧紧地绷着，像他眼睛的霎动一样令人恐惧。

“不，欧文，”他说，“有枪指着我的脸我不会走的。让我走只有扣动扳机或者叫警察来。”

我说不出来他们两人谁更吓人。为什么艾拉不照戈尔茨坦的要求做呢——为什么我们两个不起身走呢?谁更疯狂，是手持上好子弹的手枪的床垫厂厂主，还是让他放胆开枪的大个子?这里在发生什么?我们正在新泽西枫林一个阳光明媚的厨房里喝瓶里的皇冠酒。我们三个都是犹太人。艾拉是来给老战友打个招呼的。这些人是怎么了?

就在我开始浑身发抖的时候，艾拉收起了他那种因为在思考什么不清醒的念头而走了样的神情。隔着桌子他看到我牙齿打战，两手控制不住地颤抖，他醒过神来，慢慢地从椅子上站起身。把两臂举到头顶，像电影里抢银行的人大喊“抢劫！”时人们做的那样。

“都结束了，内森。黑暗引起争吵。”但不管他如何努力把话说得很轻松，不管他嘲笑般举起手臂暗示让步，在我们穿过厨房门离开屋子沿车道走向默里车的时候，戈尔茨坦还是跟着我们，手枪距艾拉头骨只有几英寸远。

艾拉恍恍惚惚地开车穿过寂静的枫林街道，经过那些好看的一家一户的房子，那里住着原来纽瓦克的犹太人，他们新近得了他们的头一处家，他们的第一片草坪，第一回入了乡间俱乐部。你不会想到，这样的人这样的社区，在餐具里会找到一把手枪。

直到我们越过欧文顿线驶入纽瓦克，艾拉才回过神来，问，“你没事吧?”

我很难受，尽管现在是恐惧少于屈辱和羞耻感。我清清嗓子，免得说起话来断断续续，说，“我尿裤子了。”

“是吗?”

“我以为他要杀了你。”

“你很勇敢。你非常勇敢。很不错。”

“走在车道上的时候我尿了裤子！”我气愤地说。“该死！他妈的！”

“是我的错。整件事。让你对着那个笨蛋。拿着枪！枪！”

“他为什么这么做?”

“巴茨没淹死，”艾拉突然说。“没人淹死。没人会淹死。”

“你把他扔进河里了吗?”

“没错。我确实把他扔进去了。他就是叫我犹太佬的那个山里人。我跟你说过这事。”

“我记得，”但是他跟我说的只是一部分。“就是那天晚上他们伏击你。痛打了你。”

“对。他们打我，不错。先把那混蛋捞上来以后才打的。”

他在我家门前让我下车，家里没人，我可以把湿衣服丢进洗衣篮，冲了个澡，平静一下。洗澡的时候我又战栗起来，不是因为回想起餐桌前戈尔茨坦用枪指着艾拉的额头或是回想起艾拉眼睛的样子仿佛要从头上飞出去，而是因为我在想，刀叉中间放着装满子弹的手枪?在新泽西，枫林?为什么?是因为加威奇，是为了这个！因为索拉科！因为贝克尔！

我没敢在车里问他的所有问题，我开始在洗澡的时候大声问出来。“艾拉，你对他们做了什么?”

我父亲不像母亲，不认为通过艾拉可促成我在社会上的进步，他总是为艾拉来找我感到为难和苦恼：这个成年人对我的孩子有什么兴趣呢?他以为其中即使不完全是阴险，也是有一些复杂。“你和他都到什么地方去呢?”父亲问我。

一天晚上，他发现我在书桌前读一份《每日工人报》，他的疑虑激烈爆发了。“我不想家里出现赫斯特的报纸，”父亲告诉我，“我不要家里有那份报纸。一个正是另一个的镜像。如果这个人给你看《每日工人报》——”“什么‘人’?”“你的演员朋友。林，他自己管自己叫林的。”“他没给我《每日工人报》。我在城里买的。自己买的。法律不允许吗?”“谁让你买的?他是不是让你去买的?”“他没让我做任何事。”“我希望真是如此。”“我没撒谎！就是这样的！”

确实如此。我是记得艾拉说在《工人报》上有霍华德·法斯特的专栏，但是我是自己去买的报，在普罗克特戏院对面市场街上的一处报摊上，表面上是为了读霍华德·法斯特的文章，其实也是出于简单固执的好奇心。“你要没收吗?”我问父亲。“不——你运气不好。我不会成全你作第一修正案的殉道者。我只希望你在读过研究过思考过以后会辨别出它是满纸谎言，然后自己收起来。”

学年将尽时，艾拉请我夏天的时候到他的小木屋过上一周，父亲说我不能去，除非艾拉先和他谈一谈。

“为什么?”我要知道原因。

“我要问他些问题。”

“你是谁啊，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吗?你干吗这么大惊小怪的?”

“因为在我眼里，你是个大事。他纽约的电话是多少?”

“你不能问他问题。问什么?”

“身为美国人你不是有权利来购买阅读《每日工人报》吗?身为美国人我也有权利来问任何人我想问的任何事情。如果他不想回答我，那是他的权利。”

“那如果他不想回答，他该怎么做呢，照第五修正案做吗?”

“不。他可以让我去跳湖。我只是解释给你听：在美国我们是这样处理事情的。我不会说在苏联在有秘密警察的情况下你能这么干，可是在这里，你要其他公民不干涉你的信仰，通常你只需如此去做。”

“他们就没干涉你吗?”我尖刻地问。“戴斯议员不干涉你吗?兰金议员不干涉你吗?也许你该解释给他们听。”

我只好坐着——他跟我说我必须坐着——听他打电话，他在电话上让艾拉到他的办公室去谈一谈。铁林和伊夫·弗雷姆是外界到过朱克曼家里的最著名的人物，然而父亲的语调清楚说明他一点也不为之所难。

“他说了好?”父亲挂上电话后我问。

“他说如果内森去的话他也去。你要去。”

“哦，不，我不去。”

“去，”父亲说，“你要去。如果你想要我哪怕仅是开始考虑考虑让你去那里住的话你就要去。你怕什么呢，怕公开讨论思想吗?这是把民主付诸实践啊。下周三，放学以后，三点半，在我办公室。你准时来吧，儿子。”

我怕什么呢?怕父亲发火。怕艾拉的脾气。如果艾拉因为父亲攻击他就像他对巴茨那样抓起父亲，扛到韦夸希克公园的湖边把他丢进湖中怎么办?如果发生争斗，如果艾拉打出致命一拳……

父亲的手足病诊所在霍桑道尽头一处住着三户人家的房子的底楼，朴素的住宅，位于我们这区破败的那一片的边缘，该整修一下了，其余邻近的地方平常呆板。我到的早，觉得胃里难受极了。艾拉三点半准时到，神情严肃，一点也没有生气的样子（迄今为止）。父亲让他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