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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一块纸板上用双色蜡笔写了一幅标语，是她亲手做的标语牌，就挂在她的书桌上方，替代他的威夸依克足球队的三角旗。在她失踪前，标语牌挂在那里也无人在意。后来才知道，她一直都很羞怯地想要那面旗，因为在1943年它被瑞典佬高中时的情人拿到缝纫课上，在下面的橘黄和褐色的三角边用很粗的白线缝了几个字，“献给享誉全城的利沃夫，XXXX，阿伦娜。”那标语牌是他从她房间取走并销毁的唯一的东西，那么做也花了他三个月。窃取他人的财产，不管是成人的还是孩子的，都有违他的本性。但在爆炸发生三个月后，他冲上楼去，钻进她的房间，将标语牌扯下来。那上面写着：“我们反对白鬼子的美国的一切美好和正统的东西。我们将掠夺、烧掉和摧毁。我们将给你们的母亲带来噩梦。”用很大的粗体字标明摘自“气象员格言”。因为他是个宽宏大量的人，也就忍受了这东西。“白鬼子”，他女儿亲手写的，在他家里挂了一年，每个红色的字母都用黑色将阴影重重地勾勒出来。

即使他一点也不喜欢，也认为这不该由他唠唠叨叨——出于对她的财产和自由的尊重——他不能扯下来，哪怕是一幅糟糕的标语。他不可能采取那种尽管非常正当的暴力行动。现在可怕的噩梦真正出现，对他这个文明人的耐心的极限再次考验。她以为只要一举手，就会打击和杀害在身边漂浮着的无辜的小生命——所以在与环境的接触中，她的任何举动都会产生最为惊人的和可怕的后果——他想，如果取走她挂上的可憎的标语牌，会有损她的尊严、她的心理、她的第一修正案的权利。不，他不是耆那教徒，瑞典佬心想，但他也可能是——他也那么具有同情心，那么天真地崇尚非暴力。这正当的白痴行为在于他所确定的目标。

“丽塔·科恩是什么人?”他问。

“我不知道。她是谁?”

“替你来找过我的那位姑娘。1968年你失踪以后，她来到我的办公室。”

“没人替我来找过你，我没有派任何人。”

“来过的，一个矮小的姑娘。肤色苍白、乌黑头发，像个非洲人。我交给她的东西有你的芭蕾舞鞋、奥黛丽·赫本的剪贴簿和你的日记。是她把你变成这样的吗?她制造的炸弹?你还在家的时候常常和某人通电话——那些秘密交谈。”那些秘密交谈，像那标语牌一样，他也“尊重”。要是他当时扯下标语牌，拉掉她电话上的插头，将她关起来就好了！“是那人吗?”他现在问她。“请对我讲真话。”

“我只讲真话。”

“为了你，我交给她一万美元，付了现金。你拿到那笔钱了吗?”

她开心地笑了，“一万美元?没有，爸爸。”

“那么你必须回答我。谁是丽塔·科恩?她告诉我在哪里能找到你。是来自纽约的梅里莎吗?”

“你找到我了，”她回答道，“因为你一直在找，我从未指望不被你发现。你找到我是因为你必须找。”

“你到纽瓦克来就是为了我好找到你?这是你到此的原因吗?”

可是她回答道，“不是。”

“那你为什么要来?你怎么想的?考虑过吗?你知道办公室在哪里。你知道这多么近。梅丽，有什么逻辑?这么近，可……”

“我坐上车，就到了这里，你看。”

“就这样，巧合，没有逻辑，无逻辑可言。”

“这世界不是一个我有影响或想有任何影响的地方。我放弃对一切东西的影响。关于是什么构成巧合，你和我，爸爸——”

“你‘放弃所有影响’?”他叫道。“你，‘所有影响’?”他一生中最疯狂的谈话。她的无所不知、荒谬的天真、极度的疯狂、毫不口吃的庄重、这房间和这外面的街道都令人心烦的明白无误，外界一切真真切切、强有力地控制着他。“你对我有影响，”他喊叫起来，“你在影响我！你不愿伤害一个微生物，却在伤害我！你坐在这里所说的‘巧合’就是影响——你的权力匮乏就是对我的权力，真该死！就是对你母亲、对你爷爷、对你奶奶、对一切爱你的人的权力——戴面纱是扯淡，梅丽，完全是胡说八道！你是这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

思绪中无法寻求安慰，这不是我的生活，这是我生活的梦幻。这不能给他减轻任何苦难。也无法消除对女儿的愤怒和对小罪犯的愤怒。他居然还将她当做他们的救星。狡猾恶毒的江湖骗子，不费吹灰之力就将他骗得团团转。在四次十分钟的来访中，从他这里得到她想得到的一切。邪恶、厚颜、坚不可摧的神经系统，天知道这些孩子从何而来。

他想起来了，她们中间有一个来自他家，丽塔·科恩不过是来自其他人家。她们都是在他这样的家庭养大的，是由他这样的父母养大的。这么多人都是女孩，这些女孩的政治观点非常一致，她们的进攻性、好战性和“诉诸武力”的倾向丝毫不比男孩子逊色。她们的暴力和自我改造渴求方面有某种极其单纯的东西。她们斩断自己的根基，将那些最残忍的革命者奉为楷模。像无法停止的机器一样，她们制造的仇恨推动着顽强的理想主义。她们的狂暴一触即发，愿意做所想到的任何事情来改变历史。她们头脑里不用草图，毫无顾忌地签名，无所畏惧地以恐怖手段反对战争。她们敢于抓住枪口，以一切方法武装起来，用炸弹杀伤他人，恐惧、怀疑或内心矛盾都无法阻止她们——这些四处躲藏的女孩，危险的女孩，执拗的极端分子，完全自我封闭。他从报纸上读到那些被当局缉拿的女孩的名字，这些人据称来自反战活动。他认为梅丽应该熟悉这些女孩，他在想像中也觉得这些人的命运是和他女儿联系在一起的：如伯纳丁、帕特丽夏、朱迪思、凯斯琳、苏珊、琳达……他父亲，愚蠢地观看了一个电视特别新闻节目，里面报道警方正在追踪那些地下气象员，他们中有马克·纳德、凯瑟琳·波定和简·阿尔贝特——都是二十几岁，犹太人、中产阶级、受过大学教育、以反战名义进行暴力活动。她们立志变革，决心推翻美国政府。他到处讲，“我还记得犹太孩子在家做功课的时候。怎么搞的?我们这些聪明的犹太孩子到底出什么事了?在上帝的干涉下，他们的父母已不再受压迫，可是他们却跑到有压迫的地方。离开它就活不下去。犹太人以前逃离压迫，现在他们却逃离自由。他们曾经躲避贫穷，现在他们却躲避富有。疯了。他们的父母对他们太好，不能再恨父母，所以他们就去恨美国。”可是丽塔·科恩应自负其责：恶毒的母狗，手段一般的江湖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