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第4/7页）

差不多在那时，我们家邻居——阿嬷和阿公最老的朋友之一——把我们家隔壁的那座房子提出了低收入家庭住房补贴方案（Section 8）申请。低收入家庭住房补贴是一项政府项目，向低收入人群发放可以用来租房子的代金券。阿嬷的这位朋友之前想把房子租出去非常困难，但当他的房子取得了低收入家庭住房补贴的资格后，他立马就表示房子很快就能租出去了。阿嬷把此举视作一种“背叛”，因为“坏人们”就能搬到我们社区来住了，从而拉低房子的价值。

虽然阿嬷和我一直在努力划清有工作的穷人与没工作的穷人之间的界限，但是我们发现自己与那些没工作的白人有着太多的共同点，即使我们认为他们给我们穷人招来了不好的名声。那些接受低收入家庭住房补贴的人们看起来与我们非常相似。第一家搬到我们隔壁的女主人也是出生在肯塔基州，年少的时候跟随自己的父母北上，以寻求更好的生活。她曾交往过的若干个男人每个都给她留下了一个孩子，但却从没提供什么帮助。她这个人很不错，她的孩子们也是。但是她家的毒品和深夜争吵却显示她们家也在面临着太多乡下来的移民都深受其害的问题。见到其他家庭也遭受着自己家那样的苦难，阿嬷变得又懊丧又生气。

正是在这样的生气之中，阿嬷展现出了自己社会政策专家的一面：“她就是个懒惰的婊子，但如果有人强迫她找份工作的话就不会这样了。”“我恨透了那帮给这些人钱让他们搬到我们社区的蠢货。”她也痛骂我们在杂货店见到的那些人：“我不理解，为什么那些一生劳作的人们只能勉强度日，而那些游手好闲的人却能拿纳税人的钱买酒和手机。”

这些是我那个心在滴血的阿嬷说出的奇怪观点。如果她哪天抨击政府管得太多的话，第二天可能又要抨击政府管得太少。毕竟，政府当时也只是在帮穷人们找住的地方，而只要是任何人肯帮穷人，我的阿嬷都会欢迎。阿嬷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低收入家庭住房补贴，所以她心里的民主主义还会重新抬头。她抨击工作的稀缺，并很疑惑是不是因为这个，所以我们的邻居才不能找到一个好男人。在更具同情心的时候，阿嬷会问为什么我们的社会有钱造航空母舰，却没钱给每个公民提供脱瘾治疗——就像我妈接受过的那样。有时候她会批评那些千人一面的有钱人，她认为这些有钱人根本不愿意承担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每次当地学校建设税的法案投票失败时（很多次），阿嬷都把这看作是对我们社会不能为像我一样的孩子们提供优质教育的控诉。

阿嬷的不同意见在政治光谱上的位置大相径庭。看心情，阿嬷既可以是一个激进的保守主义者，也可以是欧洲式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因此，我一开始以为阿嬷在这方面就是一个没开窍的笨蛋，所以每当她开口谈论政策或是政治的时候，我还不如把自己的耳朵堵上。但是我很快就发现，阿嬷的这种矛盾有着非凡的智慧。在那之前的我总是挣扎着在自己的世界生存，而到了那时，我能喘口气来观察一下这个世界，我就开始看到这个世界在阿嬷眼中是什么样子的。我既害怕又困惑，既愤怒也伤心。我也会谴责那些关闭门店和迁到海外去的大公司，也会设想如果是我的话，我会不会也那样做。我会咒骂我们的政府给予的帮助太少，然后又怀疑如果政府帮忙的话，会不会反而把事情变得更糟。

虽然阿嬷嘴里的恶毒能赶上海军陆战队新兵营的某些教官了，但她在我们社区看到的那些事情不仅仅是惹她生气，而是伤透了她的心。在那些毒品、争吵以及经济困难的背后，那些人们都面临着严峻的困难，而他们也在受伤害。我们邻居们的生活中，散发着一种绝望的悲哀。当你看到那位母亲只会咧嘴却不会开口笑的时候，当你听到她家十几岁的女儿说起自己母亲“把我揍得屁滚尿流”的那种玩笑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了。我知道这种蹩脚的玩笑是用来掩盖什么的，因为我之前也曾用过。谚语有云“逆来顺受”（Grin and bear it），最能领会这句谚语的，非阿嬷莫属。

我们社区的这些问题深深地触动了我。母亲的挣扎并不是一起孤立的事件，而是正在许多家庭里面一遍遍地重演，这些家庭像我们一样，搬到上千英里之外的地方，本来是寻求更好的生活。这种困境似乎看不到尽头。阿嬷本以为自己逃离了山区的那种贫穷，但是贫穷——就算不是金钱上的，至少是情感上的——却一直如影随形。有些事情使她的晚年生活与早年间的生活出奇地相似。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邻居家那个十几岁女儿的前景又如何呢？当然了，置身于那样的一种家庭生活中，她的前景肯定不太乐观。这就让我也扪心自问：我自己的前途又将是怎样呢？

想要回答上面这些问题，就不得不深层次地分析那个我称之为家的地方。我当时知道的是，其他人的生活并不像我们那样。在吉米舅舅家做客时，我从来没注意到邻居们有大喊大叫的时候。在莉姨和丹住的社区，房屋漂亮，草坪修整，警察过来的时候会笑着挥手致意，而从不会把谁家的母亲或父亲押到警车后面。

所以我那时常常在想，我们究竟有什么异样的地方——不仅仅是我和我的家人，还包括我们社区，我们的小镇，以及每个从杰克逊搬到米德尔敦的人，等等。在那几年前，当母亲被捕时，附近邻居的门廊和草坪上站满了看热闹的人；没有什么比自己的母亲被警车带走后还要跟自己的邻居们挥手致意更让人尴尬的了。

母亲当时的行为无疑非常极端，但这种热闹事我们都曾在其他邻居家看到过。这种事自有其规律。如果某家只是普通的大喊大叫的话，邻居们可能在百叶窗或遮阳帘后面瞄几眼。如果事态再严重一些，邻居家的灯可能就会打开了，那是人们起床查看。而如果事态到了失控的地步，警察就会赶到，把某家醉醺醺的父亲或是精神错乱的母亲带到市政府大楼去。市政府大楼那里有税务局，有公用事业公司，甚至还有一家小博物馆。但我们家附近的小孩只知道那里是米德尔敦市关押短期监禁犯人的地方。

我废寝忘食地阅读有关社会政策以及有工作的穷人的书籍。其中著名社会学家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的《真正的弱势群体》（The Truly Disadvantaged）正好说到了我的心坎上。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才16岁，那时虽然不能完全理解，但也能掌握其中的核心理论。随着成百万上千万的人北上到工厂工作，那些围绕着这些工厂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的社区虽然生机勃勃，但也非常脆弱：一旦工厂们关门，那些留下的人就被困在了这些城镇当中，再也没有可以满足如此多人口的优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