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3/4页）

这种不寻常的烙印来自两个方面：阿嬷和阿公的新邻居当中，很多都是带着怀疑的眼光看待他们。在俄亥俄州那些早期的白人中产阶级看来，这些乡下人一看就不是一类人。这些乡下人不仅孩子众多，还时常在家里留宿各路亲戚好长时间。有几次，阿嬷的兄弟或妹妹在寻找工作时就曾在阿嬷和阿公的房子里一住就是好几个月。换而言之，阿嬷和阿公很多的文化与习惯都受到了米德尔敦本地人的强烈指责。

《阿巴拉契亚奥德赛》（Appalachian Odyssey）一书在描写涌入底特律的乡下人时说道：“令中西部城市里的白人感到反感的，并不是来自阿巴拉契亚地区的移民这些格格不入的乡下陌生人本身。确切地说，这些移民打碎了北方白人关于白种人的样貌、言谈和举止的许多设想……乡下人令人反感的地方其实是他们的种族。从外表上看，他们和那些在当地乃至全国具有经济、政治和社会影响力的人属于同一人种（白种人）。但是，乡下人与到底特律的那些南方黑人间有着许多相同的地区特色。”

阿公在俄亥俄州遇到的一位好朋友也是来自肯塔基州的乡下人，他是社区的邮递员。这位邮递员才搬来没多久，就因为他在自家后院养鸡而卷入了与米德尔敦政府之间的纠纷。他对待自家鸡和阿嬷在乡下养鸡没什么两样：每天早上把蛋捡走，当鸡的数量过多时，就挑几只老一点的，把它们的脖子扭断，然后就在自家后院开膛破肚。设想一下：当一位“高贵”的家庭主妇看向窗外时，就在几英尺之外，来自肯塔基的邻居正在屠杀咯咯乱叫的鸡，这场景会令这位家庭主妇感到多么的恐惧。时至今日，我和姐姐提到那位老邮递员时还称他为“养鸡人”。而多年以后，每次提到米德尔敦市政府是如何联合对付这位养鸡人时，阿嬷都会愤愤地抨击道：“去他妈的区划法！”

阿嬷和阿公搬到米德尔敦后还遇到了其他方面的问题。在杰克逊的乡下，隐私是个听说过但没见过的东西。家人、朋友还有邻居不用敲门就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家门。母亲告诉女儿如何养孩子，父亲教给儿子怎样干活儿，哥哥告诉妹夫怎样对待自己的老婆。在忙忙碌碌中，人们从自己的邻居们那里学会如何处理家庭生活。但是在米德尔敦，房子就像一座城堡，外人切莫擅闯。

然而对于阿嬷和阿公来说，他们的城堡空空如也。他们从山里带来了那种古老的家庭结构，试着让这种结构在一个充满了小家庭和隐私的世界里行得通。他们结婚还没多久，又没有旁人来指导他们有关婚姻的事情。他们当上了父母，但又没有外祖父母、姑妈、叔伯或是表兄弟姐妹来搭把手。离他们最近的近亲是阿公的母亲格尔蒂，但阿嬷因为格尔蒂抛弃外公这事儿而特别看不上她。

过了几年，阿嬷和阿公总算开始适应了。阿嬷和住在旁边公寓的一位“邻居太太”（这是阿嬷对那些她喜欢的邻居的称呼）成了好朋友；阿公空闲时间鼓捣鼓捣汽车，也逐渐和同事们成了朋友。1951年，他们有了一个儿子——我的吉米舅舅——并让他享受到了他们刚刚挣得的物质条件。阿嬷后来跟我说，吉米舅舅两周的时候就能坐起来了，4个月大的时候就会走了，刚满一周岁就已经能说整句的话，3岁时已经能读古典小说了（吉米舅舅说这些“有点夸张”）。他们到印第安纳州的波利斯去看阿嬷的兄弟，还和新朋友们一起野餐。正如吉米舅舅所言，他们过上了“典型的中产阶级生活”。这种生活虽然从某种角度看起来略感无聊，但一旦你明白不无聊的后果时，就会觉得这种无聊是多么的幸福。

但事情并非都是顺顺利利的。有一次，他们到商场去买圣诞礼物，假日的商场熙熙攘攘，阿嬷和阿公就让吉米舅舅自己闲逛，寻找自己钟爱的玩具。吉米舅舅不久前跟我提起：“那时候电视上在播一种玩具的广告。那是一个模仿喷气机仪表盘的塑料操纵台，能亮灯，还能打飞镖。玩的时候感觉就像战斗机飞行员一样。”

吉米舅舅走进的一家店正好在卖这种玩具，于是他就拿起来玩。“那个店员不高兴，让我把玩具放下并离开。”被呵斥了一顿的小吉米一直站在外面的寒风中，直到阿嬷和阿公逛到那儿问他想不想到那家店里面去。

“我不能进去。”吉米舅舅跟阿公说。

“为啥？”

“我就是不能。”

“赶紧告诉我为啥。”

吉米舅舅指着那个店员说：“那人冲我发火，让我离开，还不让我再进去。”

阿嬷和阿公冲进那家店，想听听那个店员为什么会那么无礼。那个店员解释说，吉米舅舅当时玩的那个玩具很贵。“是这个吗？”阿公把那件玩具拿起来问道。那个店员点了点头。阿公立马把那件玩具在地上摔了个粉碎。接下来就是一团混乱。吉米舅舅回忆道：“他俩像疯子一样。父亲又拿起一件玩具扔到对面，然后气势汹汹地朝那个店员走去；妈妈则从架子上随便拿起什么东西就到处乱扔，一边扔还一边喊叫：‘揍他！揍他！’接着父亲凑到那个店员跟前一字一句地说道：‘你再跟我儿子说一个字，我就把你脖子扭断。’那个可怜的家伙被吓得要死，而我当时只想赶紧离开。”那个店员道了歉，接着万斯一家又若无其事地继续自己的圣诞购物。

因此，就算在阿嬷和阿公过得最好的时候，他们也在挣扎着适应。米德尔敦是一个不同的世界。在这里，阿公应该上班，应当向这家店的管理人员客客气气地抱怨这位无礼的店员。阿嬷则应当做饭、洗衣、照顾孩子。但是，对一个在12岁就曾差点杀人的女人来说，妇女缝纫小组、野餐和上门推销吸尘器的推销员这些都显得格格不入。当自己的孩子年幼需要一直盯着照顾时，阿嬷没得到什么帮助，整天除了忙着看孩子都没时间干别的。几十年后，阿嬷还记得在20世纪中叶时的米德尔敦，那段缓慢的郊区生活是多么的孤独。每次提到那个时，她都用自己的方式直言不讳地说道：“那个时候的女性总是被人骑在头上拉屎。”

阿嬷也有自己的梦想，但却从未有追寻自己梦想的机会。她的最爱就是孩子们，既有狭义层面（在她晚年，世上除了她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们，没啥能让她感兴趣），也有广义层面（她经常看关于受虐待、被忽视或走失的孩子的节目，还把手头仅有的那点钱给社区最穷的孩子们买鞋子和文具）。她看起来能深深体会到那种被忽视的孩子们的感受，时常提起她有多恨那些对孩子不好的人们。我一直不理解她这种感情缘何而起——或许她小时候也被虐待过？又或许她只是对自己的童年结束得那么突然而感到遗憾。这背后肯定有故事，但我恐怕再也没机会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