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第五章（第6/15页）

“啊。”

我看了看将军的肖像。我感觉自己至少应该来这里做点文化交流方面的工作。将军胸前佩戴着一排勋章，一手按在他的佩剑剑柄上。

“你觉得纽约怎么样？”大使问。

“和平时差不多。”

“我很想去看看纽约。我只在机场里转过。”

“也许有一天你会被派驻到华盛顿。”我这句恭维话有点欠考虑了；以他这把年纪来说——我判断应该快有五十岁——这种外派的机会很少，毕竟他已经在太子港待了这么久了。

“哦，不会的，”他严肃地说，“我永远不可能去那里。你要明白，我太太是德国人。”

“这我知道——但现在肯定……”

他说：“她的父亲在美国管制区里被绞死了。在盟军占领德国期间。”听他的口气，仿佛在我们这个世界上，那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原来如此。”

“她母亲带她去了南美洲。她们在那儿有亲戚。当然了，那时候她还只是个孩子。”

“但她知道这件事情？”

“哦，是的，她知道。那不是什么秘密。在她的记忆中，他是一个温柔慈爱的父亲，但美军部门有很好的理由……”

我心想，这个世界是否还能再像一百年前的地球那样，带着表面上的宁静在宇宙间运行。那个时候，处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将骷髅藏在壁橱里——可如今谁又会在乎一副骨头架子呢？海地并不是正常世界中的一个例外：它是每天随机抽取的日常生活的其中一小部分。星期六男爵在我们所有的坟场中徘徊，他的身影随处可见。我想起了塔罗牌中的倒吊人111。我心想，有个名叫安杰尔（“天使”）的儿子，而他的外公又被绞死了，这肯定让人感觉有点怪异吧，随即我又琢磨起来，要是我的话会有怎样的感觉……我们对采取避孕措施从来没有特别上心过，很有可能我的孩子……也会是一张塔罗牌人物的孙辈吧。

“不管怎样，孩子们是无辜的，”大使说，“马丁·鲍曼112的儿子现在就在刚果当牧师。”

可是，我寻思着，他为什么要告诉我关于玛莎的这桩实情呢？一个男人迟早会感觉需要一件武器来对付自己的情妇：他在我的衣袖里悄悄地塞进了一把利刃，当愤怒的时刻来临时，我就会用它对付他的妻子。

男仆打开门，领进来另外一位客人。我没听清他的名字，但当他轻轻地走过地毯时，我认出是那个叙利亚人，一年前我和玛莎曾在他那里租过房间秘密幽会。他对我露出一个同谋般心照不宣的微笑，说：“我当然跟布朗先生很熟啦。我都不知道你已经回海地了。你觉得纽约怎么样啊？”

“城里有什么消息吗，哈米特？”大使问。

“委内瑞拉大使馆里又多了一个难民。”

“我想，总有一天他们也都会来我这儿，”大使说，“可是祸患喜欢结伴上门。”

“今天上午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阁下。他们打断了菲利波医生的葬礼，还偷走了他的棺材。”

“我听到传言了。我不相信竟有此事。”

“此事千真万确，”我说，“当时我就在场。我看见了全过程……”

“亨利·菲利波先生到。”男仆大声宣布，只见一个年轻人穿过静默的空气朝我们走来，他的脚步有点一瘸一拐，像得过小儿麻痹症。我认出了他。他是前部长的侄子，在过去那些更欢乐的日子里，我曾见过他一面，当时有个由作家和艺术家组成的小团体常在“特里亚农”酒店聚会，他便是其中的成员之一。我还记得他曾经大声朗读自己的部分诗作——词藻优美，旋律动听，有点颓废，略显老套，带着对波德莱尔113的仿效。那些好日子离现在似乎已经无比遥远。而今只剩下约瑟夫的朗姆潘趣酒能唤起我对它们的回忆了。

“您的第一位难民来了，阁下。”哈米特说，“我正想着你会来呢，菲利波先生。”

“哦，不，”这个年轻人说，“不是那么回事。为时尚早。我明白请求政治庇护的人必须作出承诺，保证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

“你打算参与什么样的政治活动？”我问。

“我要把一些家里祖传的银器拿去熔掉。”

“我不明白。”大使说，“来一支我的雪茄吧，亨利。它们是正宗的哈瓦那雪茄。”

“我那美丽亲爱的婶婶经常说起银子弹的事。但一颗子弹有可能会打偏。我想我们需要很多子弹才行。另外，我们要对付的魔鬼有三个，不只一个。‘爸爸医生’，通顿·马库特的头头，还有王宫护卫队的上校。”

“他们用美援购买军火而不是显微镜，”大使说，“这可真是件好事儿。”

“今天早上你到哪里去了？”我问。

“我从海地角赶来参加葬礼时，一切都太晚了。也许这算我走运吧。我在路上的每一处关卡都被拦了下来。我想，他们以为我那部越野吉普车是侵略军派出的第一辆坦克。”

“那边山上的情况怎么样？”

“就是太安静了。那里到处都是通顿·马库特。看到那么多太阳镜，你可能会以为自己是在贝弗利希尔斯114。”

玛莎在他说话的时候走了进来，她第一眼先看的是他，这让我顿觉恼火，尽管我明白，她有意忽视我是出于谨慎小心使然。就连她和他打招呼，在我看来也显得过分亲热。“亨利，”她说，“你到这儿来可真让我高兴。我很为你担心呢。在这里和我们一起住几天吧。”

“我得陪我婶婶，玛莎。”

“那就把她也带来啊。还有那孩子也一起。”

“情况还没坏到那种地步。”

“可别拖得太晚来不及了啊。”她转身给了我一个毫无意义的微笑，和平日里她对二等秘书露出的笑容一样。她开口说：“除非我们有几位难民进门入住，否则我们这里只是一家三流使馆，不是吗？”

“你的孩子怎么样了？”我问她。我想让这个问题显得和她的微笑一样没有意义。

“现在已经不那么疼了。他非常想见你。”

“他干吗想要见我？”

“他一直喜欢见我们的朋友。不然他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冷落。”

亨利·菲利波说：“要是我们也像冲伯115那样有白人雇佣兵就好了。我们海地人这四十年来一直在用刀子和破酒瓶打仗。我们需要几个有游击战经验的老手。我们这儿的山峦和古巴的一样高。”

“但这里没有森林，”我说，“游击队无处藏身。你们的农民把森林全毁掉了。”

“我们不是也抵抗过美国海军陆战队好长一段时间吗。116”他又痛苦地加上一句，“我说‘我们’，但我其实属于更晚的一辈。我们这一代人学会了美术——知道吗，他们买下伯努瓦的画，收进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当然，出价远没有欧洲‘稚拙派’艺术家的作品那么高）。我们的小说家在巴黎出版作品——而现在他们也去了巴黎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