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无家可归（第4/28页）

在乌利塞斯神父身处安哥拉的那段时间里，他的日记只是事务性的记述，很少涉及个人情感。他不过是罗安达主教座下卑微的随从。当主教大人“安坐在大理石宝座上，享受荫凉”的时候，他四处奔波，为一批又一批奴隶洗礼，忙得浑浑噩噩。但到了圣多美，一种令人绝望的力量抓住了他。他开始制作一件物品，也就是日记封面上提到的“礼物”。这项工作占据了他全部的心思和精力。他提到自己在寻找“最完美的木材”和“适合的工具”，还回想起小时候在叔叔的作坊里接受的训练。他提到自己为这件礼物上了几遍漆，以便长久保存。“我的双手闪闪发光，俨然是虔诚忘我的工匠。”在日记末尾，托马斯读到一段奇怪的文字，那是神父对那件作品的不凡气质的赞美：

它闪耀，它尖叫，它怒吼，它咆哮。当圣殿的帷幕自上而下一分为二，真正的上帝之子一声大喝，吐出他最后的气息。终于大功告成。

乌利塞斯神父受过什么训练？他叔叔的作坊又是干什么的？他为什么用手工上漆？什么东西会闪耀、尖叫、怒吼、咆哮？托马斯在乌利塞斯神父的日记里找不出明确的答案，只得到几点暗示。上帝之子何时一声大喝，吐出他最后的气息？在十字架上。那么，这件作品是十字架苦像(4)吗？托马斯想。它显然是某种雕刻品。但它的价值还不止于此。按照乌利塞斯神父的记述，它是一件最为与众不同的作品。托马斯灵魂中的那只飞蛾扑扇了一下翅膀。他想起多拉临死前的最后几小时。自从她卧床不起，她就用双手紧握着一尊十字架苦像。无论如何翻来覆去，如何痛不欲生、声嘶力竭，她都不松手。那是一件廉价的黄铜制品，光泽暗淡，尺寸偏小，是那种勉强可以挂在墙上的样式。她死时将它紧紧抱在胸口。狭小的房间空空荡荡，托马斯靠床而坐，此外再无一人。当她刺耳的呼吸声戛然而止，他明白最后的时刻来临了（与此相反，儿子的离去是那么安静，仿佛一片花瓣悄然坠落），他感觉自己像一片薄冰翻入急流。

此后的几小时里，他不断因为恐惧而逃离多拉的房间，然后又身不由己地折返。这样反反复复，长夜终于到了尽头，新的一天开始了。他苦苦等待，收尸人却迟迟不到。“没有了你，还让我怎么活？”有一刻他向她诉说。他的目光落到那尊十字架苦像上。在此之前，他与宗教的关系若即若离，表面上严守教规，内心却无动于衷。此刻他意识到：在信仰面前，只存在极端的态度，要么深信不疑，要么嗤之以鼻。他盯着十字架苦像，在绝对的信仰与绝对的怀疑间徘徊。在最终做出选择之前，他想留下这尊苦像作为纪念。但是多拉，或者说多拉的身体，仍不松手。他试着把它从她手里抽出来，但她的双手和双臂牢牢扣住它，毫不退让，哪怕他已经把她的身体从床上拽了起来。（相比之下，加斯帕尔的尸身是那么轻柔，仿佛一只大号的毛绒娃娃。）在恼怒的抽泣声中，他放弃了。那一刻他下定决心——这种决心毋宁说是一种挑衅。他瞪着十字架苦像，咬紧牙关厉声说：“你！你！我会收拾你的，你等着！”

收尸人终于到了，带走了多拉和她那尊被诅咒的苦像。

假如托马斯猜得没错，假如乌利塞斯神父的作品真如他潦草的文字所形容的那样，它一定是一件非比寻常的文物，会让世人为之惊叹。它足以把基督教搅得天翻地覆。它甚至可能有助于他的挑衅。但是，它被保存下来了吗？自从他在公寓里读完这本从主教档案馆偷来的日记，这个问题就开始困扰他。这件物品可能已经毁于大火或被劈成了碎片。然而，在一个前工业化时代，每一件物品都是单独制作、缓慢流转的，人们对它们的珍爱与现代工业社会不能同日而语。甚至衣物也不会被丢弃。当年耶稣在罗马士兵眼中不过是一个煽动暴乱的卑贱犹太人，但他仅能蔽体的衣物仍被他们瓜分。如果普通衣物尚能幸存，一件大型雕刻品必然也能被保存下来，更别说它还兼具宗教的用途。

如何判断它的去向？有两种可能：它要么留在了圣多美，要么离开了圣多美。考虑到这座小岛的贫穷和贸易港的性质，他猜想这件物品以某种方式离开了岛。他希望它被带回了葡萄牙——圣多美的宗主国，但它也可能流落到非洲海岸上众多的贸易港和城市之中。无论哪种情况，它都是海运离岛的。

亲人死后，托马斯花了数月时间寻找有关乌利塞斯神父的那件作品的证据。他到国立东波塔档案馆查阅乌利塞斯神父死后几年间在非洲西海岸航行过的葡萄牙船只的航海日志。他假定某条葡萄牙船把那件雕刻品带离了圣多美。如果是一艘外国船，那么只有上帝知道它最终流落何方了。

他终于找到一本航海日志，船长名叫鲁道夫·佩雷拉·帕谢科，他的大帆船于一六三七年十二月十四日离开圣多美。船上装载的众多货物中，有一件物品“再现了主在十字架上受难的一幕，怪诞却令人叹为观止”。他的心跳加快了。对于这块世人眼中低贱的殖民地，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关于宗教物品的记载。

日志在每一件货物的条目旁都标注了它下船的地点。大批货物在奴隶海岸和黄金海岸上的若干停靠点被卸下船，要么被卖掉，要么被交换。他在帕谢科船长日志中关于十字架苦像的记载旁看到一个词：里斯本。它真的回到了祖国！他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全然不顾自己身处国立档案馆的研究室。

为了找出乌利塞斯神父的十字架苦像归国后的下落，他把东波塔档案馆翻了个底朝天。最终他发现答案并不在这里，而在主教档案馆，也就是他探索的起点。更为讽刺，也让人恼火的是，答案就藏在瓦尔德雷斯主教书架上的两封信里，而它们就紧挨着那本日记。如果当初有一根线把信和日记绑在一起，他也不必白费那么多力气。

第一封信来自布拉干萨主教安东尼奥·路易斯·卡布拉尔-卡马拉，日期是一八〇四年四月九日。他在信中写道，葡萄牙高山区某教区的教堂最近失火，圣坛被烧毁，他想知道好心的瓦尔德雷斯红衣主教是否有礼物相赠。那是“一座精致的古老教堂”，他说，但并没有提及教堂的名字或位置。卡马拉主教的信后面是瓦尔德雷斯红衣主教的回信副本。他答复说：“很荣幸能助你一臂之力。我将送上一件象征虔诚的礼物——一尊描绘了主在十字架上受难场景的奇特雕像。它来自非洲殖民地，已由里斯本教区收藏数年。”既然这封信紧挨着那本来自非洲殖民地的日记，除了乌利塞斯神父的作品，信中提到的雕像还可能另有他指吗？令人惊讶的是，那件作品就在瓦尔德雷斯红衣主教面前，他竟没能慧眼识珠。不过，主教并不知晓前因后果，才会与它失之交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