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第8/10页）

“知道了，康奈特小姐，”戴维斯先生说，“你可以给我找一份火车时刻表来吗？”

“你要走——马上就走？”

戴维斯先生犹豫了一会儿。“查一查到伦敦的车次——下午的。”

“好的，戴维斯先生。”康奈特小姐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去，屋子里又剩下他们两个人了。戴维斯先生打了个寒战，他把电灯打开。戴着防毒面具的人问了一句话，他那闷声闷气的声音似乎叫戴维斯先生想起了一件什么事。“你是不是害怕什么？”那人问道。

“城里有一个疯子。”戴维斯先生说。他的神经非常紧张，倾听着走廊上任何响动：脚步声、电话铃响……刚才他实在是鼓足了勇气才说出“下午”两个字的。按照他的本意，他真希望立刻就离开诺维治市，而且走得越远越好。墙壁后边，一台倒垃圾用的小升降梯咯吱地响了一下，吓得他打了个哆嗦。他走过去把倒垃圾的小门上了锁。只有把每一扇门都锁上，严严实实地关在这间熟悉的办公室里，他才感到安全。这间屋子里的东西是他每日看惯的：写字台、转椅、摆着两只酒杯和一瓶葡萄酒的玻璃柜、书架、书架上放着的几本有关钢铁的科技书、一本《维台克年鉴》、一本《当代名人传》和一本《东方宠姬》。看着这些东西比去想楼下的侦探叫他心情舒服多了。他仔细打量着身边的这些杂物，倒好像第一次才发现它们似的，这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感到过这间小屋子能够给他这么多平静和舒适。墙后的小升降台绞绳又咯咯吱吱地响了一下，戴维斯先生第二次打了个哆嗦。他把双层玻璃窗关好，气呼呼地叨咕了一句：“叫马尔库斯爵士等会儿吧。”

“谁是马尔库斯爵士？”

“我的老板。”通向他的女秘书的一扇门还开着，戴维斯先生有些不安，会不会有人从那边进来。现在一点儿也不忙了，他没有什么要紧的事要办，需要有个人陪着他。他说：“你没有事吧？把那玩意儿摘掉，戴着它多闷啊。来，咱们喝杯葡萄酒。”在走向玻璃柜的时候，他顺手把女秘书的门关上，上好锁。他长吁了口气，从玻璃柜里取出酒瓶和酒杯。“现在真的没有别人了，我想跟你说说我这打嗝的毛病。”他满满地斟了两杯酒，但是不知怎么回事，手却不住地颤抖，葡萄酒洒了一桌子。他说：“每次都是吃过饭以后……”

那闷声闷气的声音说：“钱……”

“真的，”戴维斯先生说，“你这人太没礼貌了。你怎么能不相信我？我是戴维斯。”他走到写字台前边，打开一只抽屉，拿出两张五镑的钞票递过去。“记着，”他说，“我可要你们的会计开一张正式收据来。”

那人把钱装在口袋里。他的手放在口袋里没有拿出来。他说：“这不会也是偷来的吧？”戴维斯先生的脑子里马上出现了一幅图景：里昂街的角屋冷饮店、阿尔卑斯雪糕、一个杀人犯坐在桌子对面给你讲他如何杀死一个老妇人的事。戴维斯尖叫了一声，没能说出什么话来，只是一声哀求饶命的呼喊，像一个上了麻药的人在手术刀划破肉皮时发出的一声毫无意义的叫声。他惊慌失措地向屋子的另一头跑去，一把攥住套间的门把手，使劲扭动。他像是一个身体被阵地前沿铁丝网钩住的士兵，左冲右突，却怎么也挣扎不出来。

“过来吧，”莱文说，“那扇门你已经锁上了。”

戴维斯先生回到自己的写字台前边。他的两腿一软，扑通一声坐在纸篓旁。“我生病了，”他说，“你不会杀死一个病人的。”这个主意好像给了他一线希望。他使劲打着嗝，叫对方知道自己确实病得厉害。

“我先不杀你。”莱文说，“也许我会饶了你的命，只要你老老实实地按照我的话做。这个马尔库斯爵士，他是你的老板？”

“他年纪很老了。”戴维斯先生辩解说。他坐在纸篓旁边哀声痛哭起来。

“他有事找你，”莱文说，“咱们一起去吧。”接着他好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我早就等着这一天呢。把你们两个一起找到。真是太巧了，我简直都不敢相信了。起来，起来！”他气冲冲地命令瘫软在地板上的这一团肥肉。

戴维斯先生在前面带路。康奈特小姐从过道另一端迎面走来，拿着一个纸片。“我查好车次了，戴维斯先生，”她说，“最合适的一趟是三点零五分的。两点零七分的太慢了，比三点零五分的早到不了十分钟。还有一趟是五点十分的，剩下的就都是夜间开的了。”

“放在我桌子上吧。”戴维斯先生说。他站在豪华的近代化的楼道上磨磨蹭蹭，不肯离开康奈特小姐，好像要和一千种东西告别：他的财富、他的权势、他舒适优裕的生活，只要给他机会的话，他都要和它们告别，甚至对那些“姑娘们”他也想说几句温存话，这还是他过去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呢。“好，你把它放在我桌子上吧。”他拖延着不肯迈腿。莱文一声不吭地站在他后边，手插在衣袋里。康奈特小姐发现他的脸色很不好，问道：“您不舒服吗，戴维斯先生？”

“我挺好。”戴维斯先生说。他像是一个深入蛮荒之地的探险家，在离开文明境界之前，觉得有必要留下一个标记。万一以后有人寻找他，那标记就会说：“向北”或“向西”可以找到我。戴维斯先生说：“我们到马尔库斯爵士那里去，梅。”

“他急着要找你呢。”康奈特小姐说。这时屋子里的电话铃响起来。“说不定又是他打来的。”她的高跟鞋一阵噔噔响，向自己的办公室走去。戴维斯先生感到那只无情的手推了一下自己的胳膊肘，叫他继续往前走，上电梯。他们又升上一层楼，当戴维斯先生打开电梯门的时候，又是一阵恶心。他很想干脆倒在地上，让枪弹从脊背后射进自己身体里。通向马尔库斯爵士房间的那段亮闪闪的楼道对戴维斯先生来说不啻摆在一个气喘吁吁的运动员面前的一英里长的跑道。

马尔库斯爵士正坐在他的轮椅上，膝头上摆着一张类似在床上用餐的餐桌。他的贴身男仆正同他在一起。马尔库斯爵士的脸背着房门，但是他的仆人却一眼就看到戴维斯先生面无人色地走进来，身边还有一个戴着防毒面具的医学院学生。仆人感到非常吃惊。“是戴维斯吗？”马尔库斯爵士哑着嗓子说。他掰了一块饼干，喝了一小口牛奶。马尔库斯爵士正在吃早餐，准备蓄积精力应付一天的事务。

“是的，爵士。”男仆说。他惊诧莫名地看着戴维斯先生病恹恹地从一尘不染的橡胶地板上走过来，他看起来需要有人搀扶，随时可能跌倒在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