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等知识分子、以文雅著称的名人，一般而言极其博学（第3/5页）

有一个演讲必须要听——啊！就是他在主教堂广场发表的七月二日讲话。他站在巴洛克式的市民演说纪念广场上，面对着众多混血男女的雕塑：拉巴图特[2]、玛丽亚·济黛莉娅[3]、若安娜·安洁莉卡[4]；疯狂的群众多次把他高举起来！

少校擅长用譬喻俗语赢得掌声，再配上他低沉的烟酒腔，对国内外名人的引用——耶稣基督、鲁伊·巴尔博萨与克列孟梭是他的最爱。少校演讲时，常把一些句子概念归于某个名人——活着的、死了的，还有他编造出来的。在庭审辩论中，他常把这些“名人名言”扔到对方脸上，审判长被他的胆大妄为惊得目瞪口呆。有一次，为了在一场正义的辩论中支持一个荒谬的论断，他引用了“意大利与拉丁民族的骄傲、不朽的法学家贝尔纳波”的话，一位年轻自负的审判长决定揭穿他的谎言，撕下这个骗子的假面具。

“少校先生，不好意思，不过我从没听过阁下所说的这位法学家。贝尔纳波确有其人吗？”

少校遗憾地看着这位挑战者。

“阁下太年轻了，读书太少，不知道贝尔纳波的经典著作也很正常。没人能要求你读过这些书。等你到了我这个年龄，看书看得眼睛都快瞎了，这种无知就不可原谅了……”

他视力很好，从没戴过眼镜。到了他这个年龄，大部分人的一只脚已经迈进坟墓里了，无异于拿着退休金等死，他却硬朗健壮，“依靠烧酒保鲜”，大半夜的在七扇门的“圣若阿金”吃猪杂，到“市场斜坡”把女人们推倒在床，“不勃起一次就睡不着”，不齐的牙齿间叼着廉价烟斗，双手宽大、骨节突出，衣领高高耸起，身穿白色套装——奥沙拉的儿子必须穿白衣服——领口衣袖偶尔泛黄。

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他的办公室。因为少校永远都不会一个人。他总是和三四个人一起上街，那些可怜的人必须费劲才能跟上他的步伐。无论他去哪个酒馆喝上一口，为了暖暖身子或者防暑降温，马上就会有一群人开始讲述、抱怨、恳求。他就从外套拿出一沓纸片，在上面做些记录。不过他的官方办公室——每天上午可以去那里咨询——坐落在学院路上一栋殖民时期的大房子深处，那曾是圣像雕刻师米盖尔的作坊。圣像雕刻师死后，一个修鞋匠把它租了下来，在里面放了修鞋工具和鞋掌。但少校的桌子还摆在那里。新来的工匠是一个满脸雀斑的白肤色混血儿，一直用烧酒和友情款待他。

门口总是一大早就挤满了人：囚犯的妻子，有时还带着一大群孩子；无奈的母亲，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却没有学上；失业人员、妓女、流浪汉、需要医治的病人、取保候审的小偷、亲人去世却没钱下葬的穷人、被丈夫抛弃的妻子、刚刚失去贞操的少女、遇到玩弄了自己又不想负责的人的孕妇；各种各样遭受到司法、警察或者大人物威胁的人；单纯的醉鬼，希望讨到一口晨酒漱漱口——所有受到伤害、有所需求的人。少校一个个地接待他们。

他的住所分散在自由区、科斯莫德法里亚区和伊塔帕济皮区，每个地方都有一个温柔的情人。在属于她们的夜晚，每个人都会怀着耐心与柔情，等待着他直到凌晨。

住在自由区的是一个安静丰满的黑女人，胸部臀部都恰到好处。她名叫伊莫伦西亚，大约四十几岁，靠给大户人家做午餐为生，但有权利挑选顾客。在少校现有的情人中，她的资历最老，距他把她偷出家门已经过去至少二十五年了。

在科斯莫德法里亚区，热情的达利娜是裁缝也是绣工；她的手像仙女一样，脸上带着痘痕。她大约三十岁，金发碧眼，优雅可人。第一次见到少校时，她是去向他求助。那时她刚刚被专制的父亲扫地出门。夺取她贞操的人已经结了婚，是部队的一个小班长，很快就成功调到了南方。少校为达利娜找来了产房、大夫，并收留了她和刚出生的孩子。他不能让她们挨饿。

在伊塔帕济皮区有一间绿墙粉窗的小破屋，漂亮的混血女郎玛拉就住在里面。玛拉今年十八岁，有两颗金牙。她帮七号大街的一间小杂货店做纸花，不管做多少都能卖掉。杂货店主还向她提出了更为诱人的方案，帅气风趣的画家弗洛里安诺·科埃略也一样；但是玛拉却忠于她的纸花和她的男人。每当少校到来，她就躲在他瘦削的臂弯里，感受他强烈的口气，听他那嘶哑的嗓音：“我的小鸟儿，最近怎么样？”

三个家，三个情人？听说她们的数目与美貌之后，人们自然会感到惊异——“你说谎，不可能是真的”——面对如此多的质疑，少校希望他们理解，请求他们原谅：毕竟他活了一大把年纪，有时间完成这些业绩。他更加年轻浪荡的时候，可不止三个，而是无数个家与无数个女人，有些停留下来，有些只是过客。

“阿尔杉茹身边总有许多人，姑娘们总是缠着他。”少校说。总编阿里拿笔飞快地写着，字迹几乎难以辨认。泽济尼奥也在场，好奇地听着这段采访。少校的记忆就像一个无底洞，人物、事件、地点、日期一个个都冒出来了：奇迹之篷、里迪奥·库何、布迪昂、科尔希、小吃摊、伊芙妮、罗萨、罗萨丽娅、埃斯特，还有更多更多的女人，巴伊亚之子的阿佛谢、对普罗考皮奥的追捕、恶魔般的胖子佩德里专员、电力公司罢工、三四罢工（“在当今情势下，最好别说罢工，阿里先生，换个话题。”博士对昏了脑袋的记者说，要是不提醒他，他能把罢工变成整个访谈的中心，给新闻审查找不少麻烦），塞壬演出、圣像雕刻师米盖尔。没错，信息很多，但少校冗长的回忆令报社老板崩溃了：没什么用，一点科学意味都没有。

“他死的时候很悲惨，对吧？”阿里问。

阿尔杉茹是一个简单的好人，但是非常固执，内心非常骄傲，谁的话都不听。当他老得失去了工作能力之后，少校（以及许多阿尔杉茹的其他朋友）不止一次地想把他带到家里。你接受吗？他不接受。“我自己能行，不需要施舍。”有骨气的老头。

“他死了二十五年了，整整二十五年。他死在十二月，圣诞节前一周，18号。马上就是他的百年诞辰了。”

有人大喊了一声。泽济尼奥博士总算想好该干什么了，他赶紧问道：“你刚说什么，少校？百年诞辰？再说一遍！”

“没错，阿尔杉茹的百年诞辰。他五十岁的生日庆典，博士先生，就像热闹非凡的节日，持续了整整一个星期，多美妙的一个星期！”

泽济尼奥博士兴奋地站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