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等知识分子、以文雅著称的名人，一般而言极其博学（第2/5页）

然而，即使过去人们不感兴趣，随着时间的流逝、城市的发展进步、工业尤其是旅游业的兴起，巴伊亚美食已经赢得了全巴西的关注。里约和圣保罗都出版了多本菜谱，印刷精美，配有彩图。记者、上流社会的太太甚至连在“胜利长廊”经营饭店的法国老板都变成了即兴作者——《巴伊亚厨房》《巴伊亚美食甜品一百例》《棕榈油、椰子、辣椒》《非洲—巴西厨房》《雅娅的椰蛋布丁》，等等等等——他们每个人以及每个人的出版商都从中赚了一大笔钱。

在唯恐天下不乱的盖拉看来，所有这些作品都是对阿尔杉茹小册子公然无耻的剽窃，没有添加一点原创性的新东西。不仅如此，他们因为没用或者冗长——“一群笨蛋！”专栏作家愤怒的呼喊——而省略了研究、调查、结论，只留下了菜谱部分。而一个里约记者——他最懒，也最不要脸——只在巴伊亚停留了短短一个星期，就剽窃了所有部分，连一页都没有放过。更糟糕的是，一个卑鄙小人改写了阿尔杉茹的概念，将它们丑化得惨不忍睹。学者盖拉拒绝虚假：“但是你要知道，我既不是民族志学者，也不是民俗学家。”

至于对达米昂·德·索萨少校的采访——他既是司法斗争中的万人迷，也是重大事件的见证者——需要单列出来才能说明那些令人意想不到的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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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很少、极少的人才能打开门锁径直走到泽济尼奥·品托博士的办公室。泽济尼奥·品托是《城市报》的主编（兼老板），喜欢躲在报社办公室里定夺项目、权衡生意，因为在金融机构没法思考，在石油公司也不行，更别再提联合工业总部了。只有在大门紧闭的办公室里，下午两点钟，编辑印刷的喧嚣还没有开始，他才能找到必要的宁静沉思或者小憩。

但是达米昂·德·索萨少校能够在所有地方自由进出；他用骨骼粗大的手弄了一下门锁，门开了，他走进去。

“泽济尼奥博士，我的大名人，上帝保佑你一切安好。家里人都好吧？身体健康，财源滚滚，对吧？我一直这么希望，事实果然如此。我来这儿是想说说佩德罗·阿尔杉茹。你的手下们满世界跑，报道那些微不足道的流氓。不过在下，作为巴伊亚唯一了解阿尔杉茹的人，却被你们排斥遗忘了。这算怎么回事啊，博士先生？看不起我这个少校？”

这番话碰到了主编的痛处，伤口暴露出来：泽济尼奥·品托博士刚从一场午宴上归来。为了掌握彼此的进度，他和另外两个巴伊亚出版业的大佬每月吃一次饭，每人都掌管着一家萨尔瓦多的日报社。作为相交多年的老朋友，午宴的会面总是令人开心，还有上好的红酒和走私来的威士忌。除了交流看法、分析当前的政治经济局势，他们也会八卦一下别人的生活，彼此之间取笑一番，评论报纸上的疏忽错误。而那天的受害者正是泽济尼奥博士，因为《城市报》几乎没有涉及最重要的热门话题：佩德罗·阿尔杉茹。“一家人才济济的报社，知识阶层的精华，在这个重磅话题上却毫无建树，远逊于《下午》和《晨报》，前者有阿泽维多教授的访谈，后者不仅推出了特别企划《巴伊亚的阿尔杉茹》，更有安娜·梅尔塞德斯从莱文森那里得到的独家消息，里约、圣保罗、愉港、累西腓的各大媒体都竞相转载。”

“亲爱的布里托，我们也该说说你用的手段……孤男寡女，在酒店的客房里，谁会不接受安娜·梅尔塞德斯的独家采访？我也接受。如果这都不算不正当竞争，我真不知道什么才是了。你知道报社的人都怎么称呼她吗？金木耳。”

“真的是金的吗，布里托？都说你知道。”卡尔丁谐谑道。

三个人都笑了，用上好的德国红酒交杯碰盏。但泽济尼奥博士却始终觉得如鲠在喉。在报纸问题上，他是绝对的宗派主义者，珍惜自己现在的地位。为了让《城市报》成为文化代言人，他付了一大笔钱给那些顶着头衔打着饱嗝的小伙子，任凭他们在报纸上发表异端邪说。但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他们居然毫无作为，反倒让平庸廉价的报纸争了先。等他小睡一会儿，必定要在今天的负责人会议上好好敲打一下那些博学闲适的屁股；付给这种人的报酬太高了。他绝不允许自己的报纸落到垫底的位置。

“阿尔杉茹？少校，您认识他？是真的吗？”

我认识他？是谁教我认字的？是谁发现他死在佩罗林尼奥的斜坡的？他差点成为我爹，因为我娘特伦西亚太太认识他时，“独眼”索萨已经跟人跑了。我娘在“黄金集市”支了个摊，阿尔杉茹每天早上都来喝咖啡。他一个人就像一个马戏团：讲故事、朗诵诗歌、说成语俗语。直到现在我还觉得，特伦西亚太太可能爱上他了，但是阿尔杉茹不曾做出承诺。我是他教育出来的，从拼音识字到生活的善恶。

其实还有对烧酒的爱好、对女人的迷恋，但是他还没说，泽济尼奥博士便迫不及待地摇响铃铛，叫来杂役。

“编辑部有人来了吗？哪个？阿里？把他叫过来，快！”他回头看着少校，以他最惯常的方式微笑着，“少校，就是您了，毫无疑问。”他又笑了笑，就像有人送了他一个礼物。“就是您了。”

这句话有一定道理：少校马上就七十五岁了，没有人比他更受欢迎。毫无疑问，他是最具有巴伊亚特色的人物：人民的律师、不幸者的保护者、穷人的代言人、公共事务中的智囊，在陪审团工作了快五十年，打破了所有辩护与赦免的纪录；在他的代理人中，一无所有、无依无靠的被告不计其数，大部分都完全免费。作为记者，他在每家报社都有一席之地，因为所有报纸都会刊登他那妙不可言的“两行字”，或者是对当局的抱怨请求，或是对暴力不公的揭露，抑或是号召消除贫穷、饥饿、文盲。他曾在一个小党派当选过市政议员，真是一个奇迹。得益于他的公共威望，这个党派还选出了两名自视甚高的人——这个团体的主席、书记——两只贪得无厌的硕鼠。少校将市政厅变成了穷人之家，让其他议员忙得团团转，将市政府所在地改造成新的街区，也就没能再创奇迹。他善于做各种演说，不仅在法院陪审团面前，还包括他参与的各种仪式聚会上。无论是庄严的场合还是婚礼、施洗或者生日宴会上都能听到他洪亮的嗓音。他会在公立学校的奠基仪式上发言，为新店开张祝词，在大人物的葬礼上致哀，在各个党派的政治会议上讲话（很久之前，还允许他讲话的时候）。对他而言，为了捍卫人民的利益，反抗贫穷、失业，支持兴办教育，任何一个演出台、传单都值得利用，哪怕会对自己造成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