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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范·豪滕仍然望着天花板上的横梁，喝了一口酒，酒杯又见底了。“李德薇，我做不到，不行，真做不到。”他目光往下移，落到我脸上，“荷兰郁金香老爹没有怎么样，什么也没有。他既非骗子，也并非不是骗子，他是上帝。显而易见，他是用隐喻表现的上帝，毫不含糊，要问他后来怎么样了，跟问《了不起的盖茨比》里脱离躯体的T.J.艾克尔伯格医生的眼睛后来怎么样了处于同样的智力水准。他和安娜的妈妈结婚没有？我们谈的是小说啊，亲爱的孩子，不是什么历史进程。”

“话是没错，但你肯定想过他们后来怎么样了吧，我是说，作为人物，就是说，抛开他们的隐喻意义什么的不谈。”

“他们是虚构的，”他说着又轻轻敲起玻璃杯，“没有什么后来。”

“你说过会告诉我的。”我坚持说。我提醒自己要表现得坚定、自信，我需要让他迷乱的头脑关注我的问题。

“也许吧，但我当时有个被误导的印象，觉得以你的身体状况，无法作跨越大西洋的旅行。我是想……给你一点儿安慰，我猜。可我太蠢了，不应该那么做，想都不该想。但是，让我完全坦白地说：这种孩子气的想法，小说的作者就一定对小说里的人物有什么特别的见解……十分荒唐。那本小说是由纸页上的涂涂画画构成的，亲爱的。那些栖居其中的人物，在涂涂画画之外，并无生命可言。他们后来怎么样了？在小说完结的一刻，他们都不复存在了。”

“不，”我说着直起身子从沙发上站起来，“不。我明白你说的，但我不可能不去想象他们的未来。你是最有资格替他们想象未来的人。安娜的妈妈一定发生了什么，她要么结婚了，要么没有。要么跟荷兰郁金香老爹搬家到了荷兰，要么没有。要么生了别的孩子，要么没有。二者必居其一。我需要知道发生了什么，后来怎样了。”

范·豪滕紧紧抿起嘴唇。“我很遗憾不能纵容你这种异想天开的孩子气举动，但我不会用你习以为常的那种方式去怜悯你。”

“我不要你怜悯。”我说。

“所有生病的孩子都一样，”他平心静气地说，“你嘴上说不要怜悯，但你的整个生命都依赖着它。”

“彼得——”李德薇这时说话了。但他斜倚在椅子上滔滔不绝地说下去，醉得舌头都大了。“生病的孩子们都不可避免地变得犹如困兽。你们命数已定，时日无多，到死都是孩子，和确诊那天一样——只有孩子才相信小说结尾之后还有故事。而我们，我们成年人对此感到怜悯，所以我们花钱给你们治病，给你们购置氧气机，给你们好吃好喝，尽管你们可能都活不到……”

“彼得！”李德薇喊道。

“你们就是副作用，”范·豪滕说，“进化过程的副作用，进化过程对个体的生命毫不关心。你们是变异失败的实验品。”

“我辞职！”李德薇喊道，她眼里含着泪。但我并不愤怒。他无非是在寻找最伤人的方式来讲出实情，但当然，实情我早已经知道了。好几年来，我夜夜瞪着天花板，不管是我自己的卧室还是ICU病房，所以我也早就找到了想象自己的病的各种最伤人的方式。我向彼得走了几步。“听着，无赖，”我说，“关于疾病，你所能告诉我的一切我都已经知道了。我需要你告诉我的，就一件事，告诉我了，我就永远走出你的生活：安娜的妈妈后来怎么样了？”

他朝我略微扬起肌肉松垂的下巴，耸了耸肩。“我没法告诉你她后来怎样了，就像我没法告诉你普鲁斯特小说里的叙述者后来怎么样了或者霍尔顿·考菲尔德的妹妹怎么样了，哈克贝利·费恩溜之大吉去了印第安人的‘领地’之后怎么样了！”

“胡说！全是胡扯淡。你倒是告诉我呀！随便编点什么！”

“不行。另外，如果你能不在我家说脏话我会很感谢你。这可不是淑女所为。”

我仍然没有生气，一点儿也没有，但我非常在意一定要得到他答应过告诉我的东西。我心里有什么东西膨胀起来，我俯下身，朝那只拿着酒杯的浮肿的手一巴掌扇过去。杯子里剩下的威士忌全洒在了他那张阔脸上，玻璃杯从他的鼻子上弹起来，跳芭蕾舞一般在空中旋转着，最后落到年头久远的硬木地板上，一声脆响，粉身碎骨。

“李德薇，”范·豪滕平静地说，“我要一杯马丁尼酒，麻烦你。里面的味美思只要放一星半点就行了。”

“我已经辞职了。”李德薇沉默了一会儿说。

“别傻了。”

我不知道该做什么。软的不灵，硬的也没用。可我需要答案，为了它，我走了这么长的路，还劫持了奥古斯塔斯的“愿望”。我需要知道。

“你有没有想过，”他说话更含混了，“为什么对那些傻问题这么在意？”

“你答应过的呀！”我嚷道，耳朵里回响的全是砸奖杯那个晚上，艾萨克因无能为力而绝望的哀哭。范·豪滕没有说话。

我还站在他面前，等着他对我说些什么，这时我感觉到奥古斯塔斯的手落到我的胳膊上。他拉着我向大门走去，我跟上了他的脚步。范·豪滕在我们身后大叫大嚷，抱怨如今的年轻人忘恩负义、不知好歹，文明社会已然灭亡，而李德薇连珠炮般地爆出一串荷兰语回答他，声音有些歇斯底里。

“你们一定得原谅我的前助理，”他说，“荷兰语与其说是语言，不如说是一种咽喉疾病。”

奥古斯塔斯拽着我出了房间，穿过大门，走进近午的春光和飘落的翅果中。

对我来说，逃跑这种事永不可能做得敏捷利落。奥古斯塔斯帮我拿着氧气推车，我们沿台阶而下，然后往回走，回费罗素夫酒店。人行道上铺着纵横交错的长方形地砖，坑洼不平。自从秋千架旁那次之后，我第一次哭了。

“嘿，”他把手放在我腰上说，“嘿，没事的。”我点点头，用手背胡乱擦擦脸。“他是个大烂人。”我又点点头。“我给你写个续集。”格斯说。这句话让我哭得更凶了。“我会的，”他说，“一定写。比那个老醉鬼写的任何垃圾都要好，他的脑子都让酒精蛀得全是洞了，跟瑞士奶酪一个样。他连写过小说都不记得了。我可以写得比那家伙强上十倍，书里会有鲜血、有勇气、有牺牲。《无比美妙的痛苦》和《黎明的代价》合二为一。你一定会喜欢的。”我一个劲儿地点头，勉强挤出一个微笑，然后他抱住了我，用有力的胳膊将我拉近坚实的胸口，我把他的POLO衫哭湿了一片，但终于恢复到能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