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心猿意马（第7/16页）

他穿着短裤、跑鞋和一条湿嗒嗒的运动衫，神色沮丧地坐在我旁边，手肘搁在膝盖上，手抱着头。满头大汗的——他就是这么去见一个对他刚起步的重大事业至关重要的人物的，这个他一心想要攻克的人物。看来，他是个天才，我想，无论他是什么，即便他是个投机主义者，他也不是在我们第一次通话后我以为的那种圆滑、自恋的投机主义者。

他还没有讲完自己对大选的意见。“一个无比贪婪的右翼政府在一个享有特权的白痴的领导下，依靠要命的谎言来满足了美国人幼稚的道德观——我们怎么能活在这么荒诞的一个世界上？我们该如何将自己与这种漫无边际的愚蠢隔离开来？”

我想，他们是些才离开大学六到八年之人，因此克里输给布什这个令人震惊的历史事件——这事件在精神上也影响着他们的美国同胞，正如越南战争清晰地勾勒出他们父母那一代人，大萧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我的父母及他们的好友所能期待的时代一样——在他们的心中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仅仅通过一些阴险的计谋，布什在二〇〇〇年当上了总统；二〇〇一年发生了恐怖袭击，那些从着火的大楼上的高窗里往下跳的如木偶般的人们至今不肯淡出人们的记忆；如今又是这样，这个被他们无比蔑视的“滥竽充数之人”居然获得了第二次胜利，这个大脑发育不良，整天做着核武器神话的迷梦的人。这样的结局更加深了他们共同的体验，使得他们与自己的小弟弟小妹妹们产生了代沟，就像和我这样的人一样。在他们眼里，小布什根本就不是什么政府首脑，而是代表了一个通过法律手段掌权的统治阶级。他们注定要在二〇〇四年再次声张他们的权利，可他们依旧输得一败涂地，从昨晚十一点左右开始，他们不仅反复咀嚼了他们的失落，而且以各种方式来再次体会了被骗的感觉。

“你想要告诉我洛诺夫的那个不可宽恕的秘密，”我说。

“我可没说过‘不可宽恕’。”

“可你确实这么暗示了。”

“你了解他的童年吗？”他问我。“你对他的青春时代又知道多少？你能保证不把我告诉你的讲给别人听吗？”

我往后靠在椅背上，发出我回到纽约后的第一声冷笑。“你自己恨不得把这个极度注重隐私的人小心保护着的、显然会使他倍感羞辱的‘大秘密’用高音喇叭去昭告天下，却来要求我守口如瓶？你正打算写一本书来摧毁他竭力保护的尊严——对他来说，尊严就意味着一切，而且他也有权拥有自己的尊严——却来要求我做出保证吗？”

“你的态度和电话里一模一样。你怎么能对一个你根本不了解的人态度这么恶劣呢？”

我想，我是了解你的。你年纪轻，长得俊，只有足够的狡猾才会让你安心。你对狡猾情有独钟。只要你想，你就有权伤害别人。严格说来，你并不是要伤害人家——只是要行使自己的权利，如果你放弃这样的权利，那你就是个傻瓜。我了解你：你是想要获得你在心底里打算愚弄一番的那个家伙的赞同。这其中既有一种狡猾的乐趣，也有安全感。

椭圆的大草坪周围有一些人流，推着婴儿车的妇女，坐在黑色轮椅上的老头，远处有两个人在慢跑，我起初还以为是比利和杰米呢。

我就像个坐在长椅上的十五岁的小孩，脑子里一个劲地想着开学第一天坐在我旁边的那个新来的小姑娘。

“洛诺夫拒绝了美国文学艺术院授予他的院士资格，”克里曼告诉我说。“也没有给《当代作家》(37)寄去过自传。洛诺夫在有生之年从没有接受过采访，也从没有在公开场合亮过相。他煞费苦心地在一个与世隔绝的荒原上过着隐居的生活。为了什么呢？”

“因为他最喜欢静思冥想的生活。洛诺夫在那里写作，在那里教书。晚上还看看书。他有一个妻子和三个孩子，周围是美丽的、未被玷污的乡村景色，还有一座使人心情愉悦的十八世纪的农庄，里面有许多壁炉。他的收入虽说菲薄，却也能自给自足。秩序、平和、安稳，都有了。他还需要什么呢？”

“需要隐瞒。要不他干吗一辈子都低着头做人呢？他永远都保持着高度的警觉——一辈子都如此，他的书里弥漫着这种感觉。他坚持不懈地约束自我，因为他活在秘密被揭露出来的恐惧之中。”

“所以你打算把它揭露出来，让他结束恐惧，”我说。

这是恼怒的一瞬，他极力克制着想要给我一个嘴巴子的冲动，因为他的雄辩未能奏效。我对这样的瞬间依然记忆犹新，作为一个文艺青年，我在他这个岁数初到纽约，从此就饱受了这样的折磨。那些四五十岁的作家和评论家简直把我当个屁也不懂的小孩，除了在性方面也许有那么一点点可怜的知识，而他们认为这方面的知识简直就是愚昧，尽管他们自己当然也在性欲中无尽地翻滚。可是讲到社会、政治、历史、文化，也就是他们所谓的‘思想’——“我跟你说你不懂，你甚至不明白我的意思，”他们中有一位曾这么对我说，一边还对着我的脸指手画脚。我的名人们就是这个样子的：他们都是饱读诗书、出类拔萃的美国之子——来自移民的犹太家庭，他们的父辈或是油漆工，或是屠夫，或是制衣工，他们当时正值壮年，执掌着《党派评论》，为《时评》、《新领袖》和《异议》等杂志(38)撰稿，互相激烈地竞争，常常争得面红耳赤，由于出身于半文盲的说意第绪语(39)家庭而背负着沉重的思想负担，移民身份的局限性与贫瘠的文化导致了他们性格中同时具备了暴躁与温柔的两个极端。如若我胆敢开口说话，这些老长辈们一定会轻蔑地让我住嘴，他们确信我很无知，因为我的年龄和我的‘有利条件’——这个有利条件完全是他们想象出来的，他们的求知欲与好奇心从来也不会伸向比他们年轻的人，除非这个人确实比他们年轻得多，而且非常漂亮，还得是个女人。到了他们的晚年，艰难的婚姻只给他们留下了累累伤痕（在财政上也是大伤元气），种种老年病以及自私自利的儿孙们要了他们的命，其中有些人软化下来和我交上了朋友，再也不会一味地反驳，使我不得不一再重复我说过的话。

“你瞧——我十分固执地想要告诉你，”克里曼最后说。“可我问你是否能为我告诉你的一些事保密时，你却朝我发火。你认为我为什么要这样要求呢？”

“克里曼，不论你发现了什么，你为什么不能把它忘掉呢？现在根本就没人知道洛诺夫这么个人。你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