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颠三倒四的地方（第2/4页）

“也许，”她小心地说，“是我改变了看法。”

“也许，”埃勒里说，“不是吧！算了，我们似乎走进死胡同里了。谭波小姐，别介意我的愚蠢！再多告诉我一点，告诉我你知道的所有事情；所有你认为有帮助的，不管是中国人的习俗或制度，任何可以解释‘倒置’的意义的事，或者是和我们这里正好相反的习俗或制度。”

她凝视他好一会儿，像是有问题要问他，却又改变主意。她闭了闭眼把一根烟放进唇边用极柔的声音低语说：“真是不知从何说起，他们和我们在很多方面都不同，奎因先生。譬如说常常在盖茅屋时，你会发现中国的农民——特别是南方——会先把屋顶放在架子上，然后往下盖，和你们——我们往上盖的方法不同。”

“请继续。”

“我想，你也曾经听过，中国的人们不生病时，他们一直付钱给他们的医生。当他们生病时，他们就不再付钱了。”

“真是聪明的办法，”埃勒里慢慢地说，“没错，我听说过，还有呢？”

“当他们想要凉快些，他们就喝热的饮料。”

“太奇妙了！我开始对你的中国人越来越有兴趣了，我懂了，他们提高身体内部的温度来提高承受体外温度的能力。继续，你讲得很精彩。”

“你在和我捣蛋！”她突然说。然后她耸耸肩，继续说，“请原谅。当然，你听过中国人到别人家做客，席间可以尽可能大声地吃东西及肆意打饱隔以表示他们对饭菜的满意？”

“这我明白，是对主人的款待表示感谢。”

“的确，还有……让我想想，”她的一根手指放在她美丽的下唇上，沉思着，“对了，一个中国人会用热毛巾来使自己冷却——你看，和喝热饮是相同的道理——一条湿餐巾可以把汗擦干。天知道那里有多热！”

“可以想象！”

“他们走路是靠左侧，不是靠右——但是那不仅只是东方，很多欧洲国家也是如此。还有，他们的前门通常以一堵矮墙作为篱笆，防止邪灵。因为他们认为邪灵只能直线移动，所以，在前门，他们沿着墙设计了蜿蜒的小径，这样可以有效地把恶魔隔阻在外。”

“多天真啊！”

“很合逻辑，”她反驳道，“我看，一谈到东方，你就显出很糟糕的西方领主心态，这是白种人的负担……”

埃勒里的脸一红：“说得很对，还有别的吗？”

她皱着眉：“还有数以千计的事……女人穿裤子，男人穿像裙子一样的长袍，中国学生在教室大声朗读……”

“疯啦，为什么？”

她露齿而笑：“这样老师才能确定他们真的在读书。还有，一个中国人一生下来就算一岁了。因为他们认为从受孕那一刻生命便成形了，也因为这样，无论一个中国人生在一年中的什么时候，他们只在新年才庆祝自己的生日。”

“老天，这样不是简单多了，不是吗？”

“才不容易，”她笑着说，“因为中国的日子的变动是很大的，并非完全不变的，因此它的计算基础是隔几年会出现一次十三个月。所以我的朋友一年还两次债，一次在第五个月份，另一次在新年，这样还债是舒服多了。他们只要在时间快到时躲起来就行了。可怜的债主就得大白天在大街上提着灯笼去讨债。”

埃勒里很惊讶：“为什么要点着灯笼？”

“因为事实上已经过了新年，但是债主拿着灯笼表示新年那天还没过，还是晚上，还可以讨债。这主意如何？”

“高，”埃勒里轻声笑着说，“我看我已经彻底改变自己了。像这样的主意，可以被拿到西方世界来用以获利。中国的剧场呢？有没有和倒置有关的？”

“不尽然。当然，他们没有舞台的小道具，奎因先生——就是像伊丽莎白时代的那种。他们的音乐大同小异，都是小调，所有的中国人都用假音唱歌。他们在活着的时候就替自己挑好棺材和寿衣。他们理发和刮胡子不是在店里，而是在街上。最了不起的复仇方法是到你的仇人的家门口自杀……”

她猛地住口，闭紧双唇，并且用她那犀利的目光飞快地看了他一眼，随即低头看自己的手。

“真的？”埃勒里斯文地说，“那真是太有趣了，谭波小姐，你真好，还记得这个，我可以请问在这样复仇的仪式中是否有特殊的内涵？”

她低声地说：“这等于是向全世界揭露了这个秘密——你的仇家是有罪的，而让他也永远带着这个公开的耻辱。”

“但是你自己——死了？”

“但是你死了，是的。”

“很特别的哲学，”埃勒里若有所思地望着天花板，“这实际上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很像日本的武士道精神。”

“但是，这和这件事没有关系——和这个凶手，奎因先生。”她喘不过气来地说。

“哦？我没说有关系，当然没有，”埃勒里拿下夹鼻眼镜，开始用手帕擦他的镜片。“那中国橙呢？谭波小姐？”

“什么？”

“中国橙，你知道的——橘子，有没有什么和倒置相关之处？”

“倒置？……那不是真正的橘子，奎因先生，在中国橘子比这里的橘子大，和我们的橘子很不同，比这里的好吃。”她轻叹了口气，“老天！你没有吃过一个真正的橘子，又大又甜又多汁……”她突然唱出一个字，吓得埃勒里的眼镜差点掉了。

“那是什么？”他机警地问。

她用鼻音唱着回答。听起来真的很像“橘——”之类的：“那是橘子的一种方言，每个地区有不同的名字，每个名字则是根据你在中国的哪个区域而定，这种甜橙，现在……”

但是埃勒里根本没在听，他拿着他的镜片对着墙透过光看看擦拭干净了没：“告诉我，”他突如其来地说，“你昨天到唐纳德·科克的办公室去有什么事吗，谭波小姐？”

有一阵子，她没有答复，然后她再度交叉她的双手，淡淡地笑道：“你的话题跳跃幅度太大，奎因先生。没什么要紧事，我向你保证。我是个很冲动的人，想到什么做什么，我昨天换好晚宴服之后，突然想去看看——去找科克先生。”

“做什么？”

“没什么，谈一个中国艺术家而己。”

“中国艺术家！”埃勒里跳起来，“中国艺术家，什么中国艺术家？”

“奎因先生，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他抓住她小小的肩头，急切地问，“什么中国艺术家，谭波小姐？”

她脸色变得有些苍白：“杨，”她小声地说，“我的一个朋友，他现在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就和城里其他的中国人一样，是广东一个富有进口商之子。他有极高的水彩画天赋，我们一直在找人为我的书做封面——就是科克先生打算出版的那本——我刚好想到杨，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