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2 黑夜行者的危险岔路 Chapter 14 久违的黑夜之舞（第4/8页）

“他要干吗？”我问道。丘特斯基耸耸肩。

“不知道，”他说，“来吧，去吃点儿东西。咱们可不想看那些。”

这说法不是特别让人放心，但丘特斯基显然对泰德尔接手大为欣慰，于是我跟着他来到一层车库旁一个很拥挤的小咖啡厅。我们挤进去，在角落的一张小桌旁坐下，吃着没滋味的三明治。尽管我没想问，丘特斯基还是跟我说了一点儿从贝塞斯达来的那位医生的事情。

“这家伙了不起，”他说，“十年了吧？他把我恢复原样了。我那次伤得比德博拉严重多了，相信我，他把我一片一片地拼回去了，而且它们运转正常。”

“这很重要。”我说。丘特斯基点点头，好像的确在听我说话似的。

“真的，”他说，“泰德尔是最棒的。你看见别的大夫怎么对他了吧？”

“看上去想给他洗脚和剥葡萄吃。”我说。

丘特斯基礼貌性地笑了一声。“哈，她会没事儿的，”他说，“会好的。”

他到底是在说服我还是他自己？我说不准。

我们吃完午饭回来时，泰德尔大夫正坐在医生休息室的桌子后面喝咖啡，这看上去很奇怪，很不合适，就好像一只狗坐在桌后，爪子里抓着一把纸牌。如果泰德尔是个出神入化的医圣，他怎么可能做普通人才做的事儿呢？我们走进来后，他抬起眼，那是一双人类的眼睛，充满了疲倦而不是智慧的火花，他开口说出的第一句话也没能让我崇拜得五体投地。

“现在还说不准。”他对丘特斯基说道。我很感激他把字眼儿改得和标准医学术语稍有不同。“现在还没到伤情变化的关键点，所以一切都很难说。”他喝了一口咖啡，“她还年轻，体格强健。这里的医生非常出色。你们可以放心。可是仍有可能恶化。”

“有什么办法吗？”丘特斯基问道，听上去卑躬屈膝可怜巴巴，宛如求上帝赐给他一辆新自行车的小孩。

“你是说魔术般的手术，或全新的技术？”泰德尔问。他又喝了一口咖啡。“不，没这回事儿。你得等待。”他看了一眼手表，站了起来，“我得赶飞机了。”

丘特斯基赶紧过去握住泰德尔的手：“谢谢你，大夫。真的非常感谢。谢谢。”

泰德尔把手从丘特斯基的手中抽出来。“别客气。”他说着朝门口走去。

丘特斯基和我目送他走远。“我觉得好多了，”丘特斯基说，“能让他来这里看一眼就行。”他看看我，好像我刚才说了什么挤对他的话似的，他又加了一句：“真的。她会没事儿的。”

我希望我跟丘特斯基一样有信心，但我没法儿像绝大部分人那样跟自己打哈哈，因为我总是发现，如果有的选，事情大多总是走下坡路。

不过，这不是我该在重症监护室随便瞎说的话，后果将不是我所能承受的。所以我只是嘟囔了几句客套话，而后我们又坐回德博拉的床边。威金斯仍在门边守立，德博拉则纹丝不动，不管我们坐在那儿多久，多么用力地看着她，她都一动不动。房间里只剩下机器的嗡鸣声。

丘特斯基看着她，好似注视着她能让她坐起来开口说话，结果当然没奏效。然后他掉转视线看着我。“干了这事儿的那家伙，”他说，“抓住他了，是吧？”

“他被铐起来了，”我说，“现在在拘留所。”

丘特斯基点点头，看样子还想说点儿什么。他望向窗户，叹了口气，然后转回头看着德博拉。

德克斯特以智力超群、思想深邃著称，但直到半夜我才意识到坐在这里看着德博拉静止的躯壳起不了什么作用。与其坐在这里，坐得好似要沉入地板，把自己搞得眼睛红肿、疲惫不堪，还不如让德克斯特躺在床上补充几个小时的睡眠。

丘特斯基没表示反对，他只是挥挥手，嘟囔了几句，好像是在说他要守夜。我疲倦地拖着双脚离开了监护室，走进了温暖而潮湿的迈阿密之夜，这跟医院的机械冰冷相比，是个让人愉快的变化。我停下脚步，呼吸植物散发出的香气。一轮巨大而邪恶的黄月亮正挂在夜空上自顾自地笑着，可那一点儿都提不起我的兴趣。我集中不了注意力去享受刀锋的快感或狂野的夜舞所燃起的渴望。德博拉正躺在医院里，我什么都不想做。不是因为有负罪感，而是没感觉。我除了疲倦、乏味、空虚之外，什么感觉都没有。

好吧，我对乏味和空虚没办法，我对德博拉的伤没办法，但至少我能改善一下我的疲倦。

所以我回家了。

早上醒来，我觉得嘴巴里苦苦的。丽塔已经在厨房里忙碌了，我还没来得及坐进椅子，她就把一杯咖啡放到了我面前。“她怎么样了？”她问。

“还没法儿说。”我说。她点点头。

“他们总是这么说。”她说。

我喝了一大口咖啡，然后站起来。“我得去问问她今早的情况。”说着，我从门边的桌上拿过手机，开始给丘特斯基打电话。

“没变化，”他说，声音沙哑疲倦，“要是有什么，我给你打电话。”

我回到厨房里坐下，觉得自己随时要昏迷。“他们怎么说？”丽塔问。

“没变化。”我告诉她，无精打采地喝着咖啡。

几杯咖啡和六个蓝莓馅儿饼下肚后，我多少恢复了些元气，可以去上班了。我从桌边站起来，跟丽塔和孩子们道了别，走出门。我想像往常一样行动，让我假面人生的如常节奏将我的心绪归于宁静。

但工作没按我想象的那样成为我的庇护所。我走到哪儿都被致以同情的蹙眉和低声的询问：“她怎么样了？”整座大楼似乎都只有一种关心的节拍，回荡着我那带着哭腔的“现在还没法儿说”。即便是文斯·增冈也感染了这种情绪。他甚至带来了面包圈，这是这个礼拜的第二次。而且出于纯粹的同情，他还给我留着那块巴伐利亚奶油面包圈。

“她怎么样了？”他问，把那只面包圈递给我。

“她流了很多血。”我这样告诉他，主要是因为我得说点儿不同的内容，以免我的舌头因为重复说太多一样的话而单调死，“她还在重症监护室。”

“杰克逊医院治这种伤很在行，”他说，“他们有好多实践经验。”

“我宁愿他们在别人身上实践。”我说着咬了一口面包圈。

我坐到自己的椅子里还没十分钟，马修斯局长的行政助理格温的电话就打来了。“队长要马上见你。”她说。

“声音真好听，这只能是光彩照人的天使格温。”我说。

“他要你马上来。”她说，然后挂了电话。

几分钟后，我来到队长办公室的外间屋子，看着格温。她一直都在给马修斯做助理，从秘书做起。这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是她非常能干，二是她非常不起眼，队长的三任妻子都挑不出她什么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