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第2/7页）

马尔格卢为他的朋友埃姆斯安排的第一个职务，是苏联东欧处对外行动科的欧洲组负责人。但该部门只负责在苏联或苏联集团以外的苏联间谍，不包括正在东柏林负责克格勃K局的斯巴达战士“来山得”、在位于莫斯科的苏联国防部的“猎户座”，还有在莫斯科苏联外交部高层的“德尔斐”，以及第四个，即那个想飞越大西洋的代号为“飞马座”的间谍，他在莫斯科与乌拉尔之间的一个秘密核研究所工作。埃姆斯利用职权很快查了一遍杰森·蒙克的底，但蒙克现在是GS-15级别，比他职位高，他仍然停留在GS-14上。调查一无所获。不过，尽管在对外行动科查不出蒙克的底细，他还是知道了一件事：蒙克管理的所有间谍全都隐藏在苏联境内。通过闲言碎语和马尔格卢，他了解到了其他情况。

苏联东欧处的人都说杰森·蒙克很厉害，在埃姆斯摧残之下，是这个部门最后的希望所在。传闻还说，他独来独往，特立独行，喜欢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行事冒险，如果不是因为在这个走下坡路的部门里颇有建树，他早就被排挤出去了。

与所有官僚主义者一样，马尔格卢讨厌蒙克。蒙克拒绝按常规的一式三份方式保存文件，马尔格卢不喜欢他这样自行其是，最使他气恼的是，蒙克甚至不理睬马尔格卢那样的领导的抱怨。于是，埃姆斯对这种不满情绪加以利用。他们两人中，埃姆斯酒量更好，在喝下许多酒之后，他还能继续思考，而马尔格卢则会变得稀里糊涂，喜欢吹牛说大话。

到了1989年9月的一个深夜，他们的话题又一次转向那个自行其是的人。马尔格卢脱口说出，他听说蒙克管理着某个“重量级”间谍，是两三年前他在阿根廷招募的。

没有名字，也没有代号，但不要紧，克格勃可以推测出其他情况。“重量级”，意味着是二等秘书或更高的职务；至于“两三年前”，他们推定是一年半至三年前的阶段。

克格勃与外交部核查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任职名单，获得了十七个可疑对象。据埃姆斯透露，那人没有再次赴国外任职的经历，这就把名单缩减为十二人。

与中情局不同，克格勃的反间谍部门没有神经质的人。他们开始调查突然暴富、生活方式改善，甚至购买公寓等情况。

天气不错，是9月份的第一个好天气，微风从英吉利海峡吹拂过来，这边的悬崖与远处诺曼底海岸之间没有狂风巨浪，只有被海风吹皱的一片片微小的白色浪花。

奈杰尔爵士漫步在德尔斯顿岬角和圣阿尔班岬角之间的悬崖小路上，呼吸着略带咸味的空气。他喜欢在这里散步，已经有好几年了，在烟雾弥漫的会议室里开完会，或者研究了一晚上的秘密文件后，他都要来这里恢复一下、振作一下。他感觉这里能使他的大脑清醒、注意力更集中。海风吹散了无关紧要的和干扰性的内容，暴露了问题的核心。

整个晚上，他都在专心致志地研读亨利·库姆斯给他的两份文件，里面的内容使他大为震惊。侦查工作一直回溯至流浪汉往西莉亚·斯通的车里扔进东西，他颇为满意。换作是他，也会这么做。

他隐约记起了乔克·麦克唐纳，那个曾经在世纪大厦跑腿的年轻人，显然，他也已经与过去判若两人。他深信这一结论：《黑色宣言》既不是伪造的，也不是开玩笑。

这使他又去思考《黑色宣言》。如果俄罗斯这位蛊惑民心的政治家真的想实施宣言中的计划，那么接下去要发生的事情，让他不由得回想起年轻时代那些可怕的往事。

1943年，他十八岁，那年他终于如愿加入英国陆军，开赴意大利战场。他在蒙特卡西诺的大规模进攻中负伤，被送回英国治疗。康复后，他要求重新加入战斗部队，却被分配到了军事情报局。

作为一名刚满二十岁的中尉，他随英军第八军跨过莱茵河，遇到了他那个年龄的人——或者说，任何年龄——都不应该看到的事情。一位大惊失色的英军少校召唤他，要他一起去看看他们的步兵部队在行军途中的发现——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这个地方给年纪比他大的那些人，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噩梦。

到达圣阿尔班岬角后，他转身朝内陆返回，沿着通往阿克顿村子的小道走去，到了那里再转弯，顺着巷子去兰顿马特拉弗斯。怎么办呢？究竟有没有什么机会能对局势产生影响呢？现在就把文件烧掉，不再去理会吗？太诱惑了，它实在太诱惑了。或者，把文件带到美国去？那样的话，也许会遭到元老们的嘲笑，他将在那里与他们一起参加为时一周的会议。太可怕了。

他拉开花园的门闩，穿过佩妮在夏季栽种水果和蔬菜的小块绿地。花园里有一堆篝火，几根引燃的木条之下，中心的炭火依然烧得很旺很红。把两份文件扔进火堆里是举手之劳，可以就此一了百了。

他知道，亨利·库姆斯再也不会提起这事，不会询问他干了什么，或者问他想得怎么样了。确实，谁也不会知道文件的来源，因为他们两人都不会说出去，这是规矩。他的妻子在厨房的窗口叫唤他。

“你来了？茶放在客厅里了。刚才我去村里买了些松饼和果酱。”

“好，我喜欢松饼。”

“就知道你爱吃。”

佩内洛普·欧文比他小五岁，年轻时是有名的美人，是许多富家子弟的追求对象。只有她自己知道，当初为什么选择了这个穷得叮当响的年轻情报官。他曾经为她读过诗，但在他那害羞的外表之下，隐藏着计算机一般聪明的脑袋。

他们有过一个儿子，他们唯一的儿子，在1982年的马岛战争中阵亡了。他们尽量不多想关于儿子的事，除了他的生日和忌日。

在丈夫三十年的秘密情报生涯中，她一次次地耐心等待他的归来。他在执行任务，把间谍派往苏联，或者在柏林墙阴影中的刺骨寒风里，等待着某个勇敢而又惊恐的特工拖着沉重的脚步通过检查站，走向满是灯光的西柏林。他回到家里时，炉火总是烧得很旺，松饼和茶水也早已备好。她已经七十岁了，但他依然认为她很美丽，依然深深地爱着她。

他坐下来，开始吃松饼，眼睛盯着火堆。

“你又要走了。”她静静地说。

“是的，要走了。”

“多久？”

“哦，先在伦敦住上几天，做一下准备，然后去美国一个星期。再之后，我就不知道了。很可能不会再离开了。”

“嗯，我没事。花园里有许多事情可做。有机会的话，给我打电话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