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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们的这一天并没有结束。对于那些真正的新闻工作者来说，胶卷还得送走，报道还得写，再通过电传或是电话发出去。有人不见了，必须得找到他们的下落。某某挨了一颗子弹，伤得很重，他老婆知道吗？尽管如此，随着玻璃门在他们身后关上，他们毕竟已经从敌人手里赢来了这一天。看门的人准备封门过夜了。

我一边看着，一边等——我要等着见一个人，他知道另一个人有可能知道我奉命寻找的那个女人。直到此时，我的这一天还没有任何成果，只不过又出去参观了一遍这世上的凄惨情景。

大堂里别的地方聚集起了其他几类人，他们没那么引人注目，不过在旁观者的眼里却要有趣得多：投机分子、军火商、毒贩、身穿深色西服的小外交官，还有兜售关系和信息的人，他们拨动着手上的念珠，骨溜溜转个不停的眼睛飞快地从大堂里的一张脸转向另一张脸。还有间谍——谁都会往这儿派间谍——他们在公开交易，因为在贝鲁特，所有人都在从事他们的行当。这地方的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有自己的内幕消息来源，哪怕来源只是站在柜台后面的艾哈迈德。你只要给他几个美元，外加一个微笑，他就会把整个世界的秘密都告诉你。

但吸引住我目光的那个人却非常古怪，即便以科莫多尔动物园的标准来衡量也是如此。我没看见他是怎么进来的。他肯定是跟在一帮人的后面走了进来。我在大堂里看到了那个人，背对着玻璃门外的黑暗，身穿一件带条纹的足球衫，头上松松地包着一条干干净净的白色护士头巾。要不是因为他人太瘦、胸太平，我第一眼看到他时都没法确定他究竟是女扮男装，还是男扮女装。

保安人员也注意到了他。站在令人生畏的柜台后面的看门人艾哈迈德也注意到了。他那两支卡拉什尼科夫步枪斜靠在身后的墙边，就在挂着房间钥匙的鸽笼式搁架下面。我看到艾哈迈德慢慢地往后退了小半步，这样他就能够到一支枪了。在这个时候的大堂里扔一颗手榴弹，足以炸死一半全城社交场上的高端人士。

但那个幽灵似的人还在往前走，他要么就是没注意到自己引起了别人多大的好奇心，要么就是根本没把这当回事。他个子很高，年纪不大，行动敏捷，但显得有点僵硬。他好像是一个没有意志的人，只是在操纵者声音的指引下一步步往前走。现在我看得更清楚了。他戴着墨镜，黑色的短发，黑胡子。所以他的脸才会显得那么黑。跟他头上戴的白色护士头巾也有关系。但他走路时像机器人一样僵硬的动作却让我浑身一阵阵发麻，不禁心想我们面前的这个家伙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信仰。

他走到大堂的中央。几个人给他让开了路。有的人看了看他，就转开了视线；还有些人则转过身子避开他，好像是认识这个人却不喜欢他似的。突然，在大堂中央明亮的灯光下，他的身子仿佛向上升了起来。他包着头巾的脑袋朝前伸着，胳膊几乎没动，好像是听从上天的命令自己往绞刑架上爬。我现在能看出他是个美国人。从他弯曲的双膝、下垂的手腕和女里女气的屁股上能看出来。典型的美国男孩子。看来他的墨镜颜色还不够深，因为他的一只长长的手上还拎着个遮光眼罩。那种东西只有赌徒和四十年代电影里的夜班编辑才会戴。他身高至少有六英尺。他的运动鞋像头巾一样洁白无瑕，走起路来一点声音都没有。

是阿拉伯狂热分子吗？我心想。

还是疯狂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旅馆里来过几个这样的人。

还是吸毒了？

还是专门跑过来想见识见识战争的嬉皮士高中生，想到这座被诅咒的城市里来寻求刺激？

他换了个方向，和接待员攀谈起来，可是他站立的角度还是面朝着大堂，已经开始搜寻他在询问的那个人了。这时我看见他的脸颊和前额上到处都是小红点，像是被蜜蜂蛰伤的，或者是出水痘，但那红色还要深一些。看来是在哪家臭烘烘的旅店里给臭虫咬了个够，我心想。要么就是出车祸的时候脑袋撞上了挡风玻璃。他开始朝我这边走来。动作又是非常僵硬，脸上毫无表情。走得很坚定，看来他早已习惯了被人注视。有点气呼呼的，遮光眼罩在他手里晃来晃去。我坐在那儿喝着酒，他盲目地透过墨镜对我怒目而视。一个女人扶着他的胳膊。她穿着裙子，可能就是把头巾借给他的那个护士。他们俩站在我面前。就站在我一个人面前，旁边什么人都没有。

“先生？他叫索尔，先生，”她说——也许是叫莫特，或是席德，什么都无所谓——“他想问问您是不是那位新闻记者，先生。”

我说我是个记者。

“是从伦敦来的吗，先生？来访问？您是编辑吗？您很有影响吧，先生？”

有没有影响我自己可有点怀疑，我摇着头笑了笑。我在管理层工作，到这儿来只是短期旅行。

“您还要回伦敦吧，先生？很快吗？”

在贝鲁特，你得学会不能提前透露自己的行踪。“应该挺快的吧。”我承认道，尽管事实上我打算明天再去一趟南部。

“索尔能和您谈一谈吗，先生，只是谈谈？索尔非常需要和一位在西方大报社里有影响的人谈谈。他觉得这里的记者什么都见过了，都已经厌倦了。索尔需要一个来自外界的声音。”

我挪了点地方，她在我旁边坐了下来，索尔则慢慢地坐到了一把椅子上——这个蒙着脸、一言不发、浑身一尘不染的男孩穿着长袖足球衫，还包着头巾。他总算是坐定了，把手腕搭在膝盖上，两只手拿着遮光眼罩。然后他长长地叹了口气，开始低声地对我讲述起来。

“我写了一篇东西，先生。我想请您帮忙，在您的报纸上发表。”

他的声音虽然很轻，却显得既有教养又有礼貌。但那声音毫无生气，像他的行动一样很有节制，仿佛吐出每一个词都很痛苦。透过他那副颜色很深的墨镜，我看到他的左眼比右眼要小一点，扁一点。没有肿，也不是被别人一拳打得睁不开，而是整个比另一只眼小一圈，仿佛是从另一张脸上借来的。他脸上的那些小点不是蚊子咬的，不是蜜蜂蛰的，也不是划伤。是一个个小弹坑，就像是轻武器高温、高速的子弹在贝鲁特街头的墙壁上射出的凹痕。和弹坑一样，那些小坑周围的皮肤肿了起来，但没有愈合。

不需要我问，他就讲起了自己的故事。他是个来参加援助的志愿者，来自奥马哈，在医学院读三年级，先生。他相信和平，先生。他经历过科尼切街上的那次爆炸，就在受损最严重的那家餐馆里。被炸成了平地，您应该过去看一看。是一家叫做阿赫巴尔的餐馆，先生，有很多美国人去那吃饭。是汽车炸弹，汽车炸弹是最厉害的。不可能有什么比汽车炸弹更让人猝不及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