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人的存在让我不安（第2/3页）

李南在大事上也是出手不凡。知道自己出身不好上不了大学，“文革”前她自作主张放弃高中进了技校。那时技校的学生多来自平民家庭，因为有生活费可以减轻家庭负担。并非因为生活困难进入技校的李南一点没有艺术世家出身的孩子的孤傲，经常接济同班同学。本来技校的学生是不用上山下乡的，但因为得罪了军宣队、工宣队，李南被逼着到吉林白城插队，于是，不如索性逃亡，到内蒙牧区投靠了先期到那里插队的弟弟。那是李南最美好的年代，不仅因为她年轻漂亮，更主要的是，蒙古大草原与她浪漫奔放不拘一格的气质正好相得益彰，她在吉普赛人似的游牧生活中如鱼得水。穿着蒙古袍骑着快马的李南，吸引着情窦初开的小伙子们的视线。一位曾经和她一起插过队的男生曾经很认真地对我说，他的婚姻之所以不幸福，全怪当年李南没有接受他的初恋。

一九七八年李南回到北京，她热衷于办民刊，热衷于为正在读研究生的前夫当秘书。八十年代中，她曾经在栗宪庭主办的《中国美术报》工作，那是一份鼓吹先锋艺术的报纸，从形式到内容都让人耳目一新，“波普艺术”、“包豪斯”这些概念都来自那份报纸，后来崛起《北京青年报》的标题化版块化设计很得美术报的真传。反精神污染一来，美术报停刊，李南又成了个无业人员。好在曾经为商务印书馆做过校对的一凡教会了她做校对，还介绍她到北京出版社抄稿子。凭她的能力和责任心，加上有不少新闻出版界的朋友帮忙，如果她能巴巴结结地干，应该早就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但是，李南是从来不按规矩出牌的。她会因为不喜欢某个知名的作家而拒绝抄写其书稿，也会因为太喜欢一个不知名的作者而校对书稿不要钱。比如，我曾请她为《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做校对，其中当然有遇罗锦的文章，李南不喜欢遇罗锦，觉得她不够资格写遇罗克，于是拒绝为这本书做校对。李南没钱纯粹是“自找”。

没钱的李南常常出手阔绰。一九九六年，她把自己仅有的钱全部借给了一个朋友，那人随后出了国，眼看她的全部家底要打水漂了，朋友们都替她打抱不平，她自己倒是不慌不忙。我去美国时，发誓非替她把那钱要回来不可。那次居然让我得逞了，我带回了美元，还带回了一个让大家笑翻了的故事。可气的是，还没等我们脸上的笑容退去，本可以用来治牙的美元早进了别人的账户。更可气的是，当你一脸严肃地责怪她太轻率时，她会像孩子似的给你一个鬼脸，或者瞪着大眼睛来一个无辜状，干脆不做任何解释。她帮朋友，找了麻烦朋友再帮她。李南就是这么闹。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如果评论一个人“很实际”，谁都认为那带有贬义，等于是批评你太俗，太势利，太急功近利。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世上有个著名的海德格尔，更不知道海德格尔有“人，诗意地栖居”这样一句经典，但那时的我们的确比现在活得更有诗意。我们心安理得地骑着自行车上下班穿四块钱一件的衬衫买两毛钱一斤的青菜，却总是无忧无虑。那时的李南没有一点儿烟火气，我们也透着清高；那时的李南不讲究衣装打扮，我们也一样不习惯逛商店；那时的李南不在乎职业收入，我们也羞于谈论金钱。所以，那时的李南在人堆儿里并不扎眼。

不知不觉间，“很实际”的评价，已经从贬义上升为中性，而“诗意地栖居”成了小资生活的装饰。我们中的不少人习惯了花几百元吃一餐有名堂的饭买一件上档次的衣服染一次花白了的头发甚至洗一次脚，却开始为生计担忧。那时，文人中有为女人大打出手的，却少有人为争名利而闹翻。如今则刚好相反，分分合合倒不会再有大的波澜，反目成仇却大多与名利扯不清楚。所以，现在的李南像是出土文物，在人堆儿里变得越来越突兀了。

李南突兀得有时候让人不舒服。比如我，看她穿着我二十年前穿过的衣服，我不好意思说出我新买的衣服花了多少钱，与消费水平几乎等于零的苦行尼相比，不管多么节俭都是奢侈。我可以拉她跟我去干任何事，就是从不拉她去商场买东西，虽然我知道她绝对不会受刺激。我总想说服她稍微跟一跟潮流，只要她愿意，别说是我的衣柜，连我的钱包对她都是敞开的。我更愿意在她面前诉苦，说我上有老下有小开销多么大，挣钱又多么不容易，好像这样更能缩小我们之间的差距，也更能博得她对我的理解，维持她对我的尊重。看起来什么都比李南好的我，在她面前却显得那么没有自信。

李南突兀得有时候让人不安。她从不怕与陌生人打交道，不管你是如雷贯耳还是名不见经传，在她眼里都一视同仁，可是往往却难为了对方。她既不像下岗女工可怜兮兮，又不像知识分子满口道德文章，既不像精英分子慷慨激昂，又不像白领女性潇洒时尚。在这个社会，连另类都成了准主流，该把李南这么个色的人归到哪一类，实在是一个难题。

李南是上过天堂入过地狱的人，看破了红尘却从不消沉。她走路总是高昂着头，目光明亮，身板也挺拔。她既不围着有名有钱的人，也不刻意躲着有名有钱的人，更不用为见什人说什么话而犯踌躇，那份坦然和从容是绝对装不出来的，没有底蕴学也是学不来的。没有工作的李南整天都很忙，像一个救火队员被呼来唤去，一会儿帮别人带孩子，一会儿义务帮助搞环保展览，一会儿跑到北京郊区为别人看房子，一会儿又为捐助活动做义工。在一切都可以用金钱购买的年代，遇到张不开嘴求人帮忙的事，只能去找李南。她还在遇难的人周围忙来忙去，自己却不立言，不标榜。你问她在忙什么，“我玩儿呀，玩儿得可开心了！”不经意间，自己先就颠覆了道德优越感。

这几年她反反复复把一个插队时的故事写了好几遍，故事的主角是个女知青，因为左调唱得高而在知青中不得人心，李南虽然和她是同屋，但绝不原谅她总以一贯正确的面貌打压别人。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这个正统的女知青在众目睽睽之下隐瞒了十个月的身孕，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早晨生下了一个不知父亲是谁的女婴，女知青自己在结了冰的房子里剪断了胎儿的脐带，用报纸擦干净血迹，并试图把婴儿冻死。这个惊心动魄的故事李南早就给我讲过，但文章中李南把更多的笔墨用在了对自我的反省。三十年后，李南质问自己：是什么力量使得政治上的正确压倒了人道主义的同情？我们在生活的污泥浊水中自我消耗的时候，李南也没闲着，她在心灵的荆棘中自我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