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三(第3/8页)

芦花的童养媳身份,大家都知道,她心里也有数,但将来长大了,究竟是大龙的媳妇,或者还是二龙的妻子,一直也是糊着层薄纸,谁也不去捅破。然而事情摆得清清楚楚,最终她是属于老大的人。但二龙妈并未点明,这样,一直维持到她去世时为止。

难道可以责备饱尝人间酸辛的母亲么?在她心中,不论哪个孩子,都能在那宏大的胸怀里,博得一个公平的位置。自然,二龙娘在临死前,那番深思熟虑的话,有她自己的心曲,一是于二龙和四姐,无论是真是假,也不管人家早有悔亲之意,总是换过庚帖的;二是于大龙那沉默内向的性格,一个老实巴交的人,恐怕难得人家肯把女儿给他。所以才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开了口:“芦花,你要是不嫌这个家穷,你就跟大龙成亲,顶门立户地过下去吧!”还没容芦花答应,她就闭上了眼,溘然去世了。

做母亲的会没看出来么?共同生活在船舱那样狭窄的天地里,又不是深宅大院,绣阁闺房,什么能逃过当妈的眼睛,她会不明白芦花心里有谁?然而,手心是肉,手背也是肉呀,她当然要为于大龙多多着想了。

芦花起心眼里难以首肯,但也无法表示异议;于二龙当时认为她至少是打算接受既成事实。那一阵子,她就像现在带上直升飞机里来的一篮鲜花,开始有些发蔫,有些枯萎。再加上还不清借下的棺材钱和失去平衡的生活,弄得芦花一点兴头都打不起来,只是坐在舱里给那个必须要离开这条船,而远走他乡的人纳鞋底,用锥子狠狠地扎着。然而,她不敢鼓起勇气表白,更缺乏力量作出决断,因为她终究不是喝石湖水长大的。

要是石湖姑娘的话,早就和心上人双双飞走了。

所以那时候,水上人家是很遭正人君子非议的,于而龙记得有一年春节,四姐家求识字的先生写了副对联,贴在船舱门楣上,结果不论停泊在哪个码头上,都会惹起人们的哄笑,引得许多人驻足看热闹。后来,四姐全家才明白那位调侃的先生骂了他们:上联是“伤风败俗船家”;下联是“寡廉鲜耻捕鱼人”;横批是“石湖败类”。气得姐儿几个,七窍生烟,但也只是骂了一顿扯掉了事,谁让自己一个大字都不识呢!

那时,于二龙也不过十五六岁吧,其实跟他有何相干呢?两家那时还没换帖嘛!但于二龙打听到那个写对联的先生住处,隔了不久,正是黄鳝该上市的时候,他也裁了两张红纸,求写对联去了。那位先生看见满满一篓游来游去的鲜活礼品,作为润笔,来不及地答允了,立刻磨墨准备动手提笔写。

于二龙告诉说有点事,回头来取,扬长走出门去,因为他实在憋不住,差点要笑出声。当然,他是不会回去取的了,装满一大鱼篓的,哪是黄鳝哦!而是几十条花花绿绿、粗粗细细的水蛇,赤链蛇、青竹标,以及几只大癞蛤蟆,足够那位先生恶心半个月的。

据说,后来是四姐自己提出这门亲事的,她挑中了这个有正义感的年轻人。其实她和芦花一样,都是大水漂泊来的,但她多少有着石湖姑娘那大胆放浪的性格,也许是她那几个风流姐姐熏陶出来的吧?

恐怕直到如今,石湖姑娘的感情,也比较地要丰富些,就那个声称要去赎罪的女孩子,于而龙从她漂亮动人的眼睛里,看到多少溢于言表的大胆神情,是多么敢于表露自己啊!

可是,芦花,一直到参加革命以后,才在那一天,在沼泽地,在雾蒙蒙的雨里,在那丛扇状的灌木林伫立的时候,终于感情爆发地对于二龙说:“谁也不要折磨自己了,我是你的……”

也许因为她太想讲出心里憋了多年的话,非讲不可了,逼得她无法再不表态了,所以见约定来接的摆渡船,总不出现在烟雨缥缈的湖面上,便说:“走吧,二龙,咱们绕点远吧!”

“万一要来了,不见我们又该着急了。”

那是中心县委的领导干部,来参加的一次地下党委会,也是一次决定命运的会。

芦花望着满天蒙蒙的细雨,催促着:“走吧,谁知那些人怎么搞的?船还不来!”

“再等等看!”于二龙坚持着。

“你真是像俗话说的那样:傻汉等老婆了!”说到这里,她可能发觉到这句话运用得不那么妥当,扑哧笑了,连忙改口:“好吧,你要等就不勉强,我可情愿多走两步,看谁先到吧?”她抖了抖蓑衣上的水珠,吧嗒吧嗒地走了。

她已经走出好远,湖面上是洋洋洒洒的冷风斜雨,水鸟的影子都瞅不见,于二龙踌躇了,便招呼着:“芦花,等着我。”紧走两步追上去。

也许是侥幸,他俩算是免去落入敌人兜捕的网里,那时,人们的斗争经验还差,对于渡船未能按约而来接应,竟一点没引起警觉,好像万无一失,绝不会出事似的。其实,城里的鬼子和那时还不是汉奸的王经宇,彼此默契地从两个方向朝沼泽地摸过来,企图一网打尽,扑灭石湖刚刚燃烧起来的革命火焰。

经过最初的较量以后,措手不及的反动阶级开始反扑,他们凭借人力、物力甚至心理上的优势,末围攻小小的石湖支队,革命进入了第一个艰难的低潮期,那已是一九三九年的事情了。

芦花边走边问:“二龙,上级会不会叫我们扯下红旗,散伙拉倒,回家当老百姓去?”

“凭什么?”

“我想也不能吧!”

这个把生命都曾献进去燃烧的神圣的火,是无论如何也舍不得叫它熄灭的。可是,在那青黄不接的梅雨季节里,哦,抗日游击队的苦难岁月,可不大容易熬呀!于二龙是一队之长,他不怕人们的米袋子瘪下去,而是怕老林哥脸上的笑容开始消失,那简直是最恐怖的不祥之兆,意味着灾难就要降临。因为他生性乐观宽心,从不发愁,即使前脚迈进地狱的门槛,人们也相信他还会哼着轻快的小曲。只要有半点指望,他脸上也绝不会有阴影。如今,不但无米下锅,甚至他的火镰火绒,也都湿得捏出一把水来,那个连火种都失去了的春天,实在令人心寒哪!

游击队员拖着沉重的脚步和缠在脚板上的大团黏泥,裹着湿漉漉的衣衫和透心的凉气,使队伍越走越吃力,越缓慢,敌人也越是容易接近,总是盯着屁股紧追不放地袭击着,围剿着。他们从这个村,转移到那个村,有时候,村边都不敢沾,因为那里难找到可以藏身立足之地,谁让他们是一支缺乏群众基础的队伍呢?只好在芦苇丛中,荒草滩上,灌木林里,湖心的岛子找地方宿营。冷哪!尽管那不是冬天,却比冬天还冷;直到后来,他们悟过这个道理来,把心和老百姓贴在一起,才明白真正的春天,是在人民群众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