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上海（第2/2页）

第二天傍晚我和母亲回来，她先上楼，我被那帮男孩儿团团围住，他们高矮不一，影子般沉默。一个瘦高的家伙显然是头头，他问我为什么扔果核，又问我从哪儿来，我拒不回答。我们近距离对视着，似乎在玩谁先眨眼谁认输的游戏。直到母亲从楼上喊我，他用手拍拍我肩膀，小兄弟们让开一条路。以后进出，他们总是默默盯着我，并无敌意，然后继续聊天，那架势非聊到地老天荒不可。

淮海中路698号是栋两层小洋楼，七舅和八舅的家。两位舅妈是姐妹，舅妈的亲戚也住在这里，可谓亲上加亲。孩子一个个出生长大，房子越来越小。在我面前冒出一大堆从未谋面的表兄妹，呼啸成群，满口上海话，我在他们当中更加孤单。

八舅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在中学教英文。七舅是飞行员，我心目中的英雄。他参加过“两航起义”——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九日，国民党两大航空公司在香港宣布起义，驾十二架飞机飞回大陆。“文革”期间七舅被定成“特嫌”，长期关押毒打。多年后平反他来到北京，看见他那被打断变形的右手小指头，我深受震动，不禁失声大哭。

四

在众多兄弟姐妹中，母亲跟二姨最亲。她在上海广慈医院工作，任护理部主任。解放前她加入共产党。解放前夕，她是江南造船厂厂长的私人特护，在她劝说下，厂长拖延执行拆除设备的命令，把造船厂完好地交给新政权。一九五○年，她调到北京为高干做特护，包括江青，这为她的命运埋下祸根。

二姨有病而终身未嫁。她生活简俭朴，总是穿双排扣蓝布列宁装和白底布鞋。她工资高，却省吃俭用，帮助亲戚的孩子们。逢年过节，她总是给我们寄礼物，包括衣服书包铅笔盒等。在上海期间，母亲与二姨来往最多，总是有说不完的话。乘三轮车出门，我坐在她们中间，领教了上海话的语速和密度。

一九六八年冬，半夜收到上海的加急电报：二姨自杀身亡。母亲哭得撕心裂肺，痛不欲生。据广慈医院的造反派讲，她是隔离审查时畏罪自杀的，可家属连尸体都没见到就火化了。后来据说与江青有关，怕她知道太多的秘密。

记得我跟母亲在西单排队等车，她突然哭出声来。我忍住眼泪，低声嘶嘶警告，不许她再为二姨哭——她是阶级敌人。我一下子长大了，作为长子，必须为母亲为家庭的安全负责。那几天北风肆虐，半夜摇撼我家房门。听见母亲嘤嘤哭泣，让我想起当年的郑阿姨。

一九五七年夏天，乘三轮车穿过上海大街小巷，坐在母亲和二姨中间，我从她们的胸前背后胳膊肘下窥看世界，有一种母性羽翼下的安全感。二姨对我最好，总是给我买最高级的双色冰砖。

五

我对上海的印象是混乱的，其繁华程度令人吃惊，和北京相比，那完全是另一个世界。但那繁华后面似乎藏着什么。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远离北京使我重新辨认北京，知道它的天地、界限及可能的外延。后来我满世界近乎疯狂地奔走，可追溯到这头一次远行。多年后读到俄国诗人巴尔蒙特的诗句：“我来到这个世界，为了看看太阳和蓝色的地平线。”我被这诗句一下击中了，廓清了自上海之行后在内心潜藏的旅行冲动。

在上海只住了十来天，我开始想念北京，想念伙伴，想念家和胡同，还有那特有的气味，甚至想念让我厌烦的学校。我第一次体验到乡愁的滋味。

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是建军节三十周年。当晚，母亲和亲戚们带我来到外滩。黄浦江上，多艘悬挂彩灯的军舰排成队列，汽笛齐鸣，水兵们站在船舷，行礼致意。礼花骤然在空中绽开，照亮江面。坐在七舅肩上，高过周围的人群，我激动地尖叫。第二天是我八岁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