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发疯（第2/2页）

几天之后，医生们把我的药量恢复了正常。我又一次慢慢对自己的情况有了觉知。我想念女儿们。来到这里之后，我第一次在脑海中形成了一幅关于自己的画像，一个糟糕的念头。“看看你自己吧，弗朗丝，你什么都不是了。只是精神病院里的一个数字罢了。这就是你的未来？你要像这样无所事事地在这里待一辈子？像‘宝贝’那样转着圈？”我当然也可以对自己说相反的话：“好好珍惜吧，弗朗丝。37号楼就是为你准备了。你没什么好担忧的了。休息吧。不要打扰你的女儿们。没有你，她们会更好地成长。”但第二种想法是不可能的，甚至没有出现在我脑海中。我是她们的母亲，我的姐姐把她们照顾得很好，我知道。但该抚养她们的不是我姐姐。

我首先要停止用药物恢复理智。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把药片藏在腮帮里，臼齿后面。医生让我伸舌头时，我会想办法遮住下面的牙齿。对于没有疑心的医生，我就小心地用鞋跟把药踩碎，让它们变成灰尘四散在房间的各个角落。至于滴剂则复杂得多，我得做出喝水的动作。好在所有病人都在同一时间领药，护士不可能监督到每个人。当她向别处看时，我通常会趁机把药水倒在罩衣的一角，然后再假装喝下去。但这要求动作能够掩人耳目。一天，我绞尽脑汁，终于想到了一个可靠的办法。我在胸口前放一条手帕，这样就可以把杯子一直送到嘴前面，假装喝药，而事实上杯子里的东西都流到了手帕上。这不但可以避免做出无效可疑的动作，还可以保持罩衣的干净。因为药水都被手帕吸收了，这很难被发现。

渐渐地，我找回了自己的理智。我的大脑慢慢摆脱了化学作用。我的身体也解放了。我感觉到大脑接受命令和做出相应行动之间的反应时间正在缩短。我的动作又变得流畅起来。我甚至恢复了反射反应。但我要注意，要想回归正常生活，最重要的策略是要让医生们相信我的状态没有一丁点儿变化。在他们看来，要想康复，病人需要变得完全没有情绪波动。所以为了不引发他们的怀疑，我在拆麻布时会假装手臂仍然笨重。由于药物还会影响语言系统，我故意一边组织语言一边缓慢地说话，总而言之，我在演戏。

晚上没人时，我会在房间里练习正常说话，而不是结结巴巴地说。我意识到词语从我口中说出，顺序正确，并没有太多困难。我也注意我的动作。最可信的练习就是在厕所里。如果我能够一下子就起身，不用拉墙上的扶手，就证明一切正常。为什么在卫生间？因为我确信这里是唯一一个没有别人的地方。我观察到自己一天天地进步。我正在重新成为一个正常的人。或许我可以成功找回自己的母亲身份。我满怀希望。

一天早晨，我注意到有比平常多的医生。他们正在护士的办公室里讨论着什么。我决定试试运气。我非常平静地走向主任医生——几个星期前，我看到他同我姐姐交谈。我声音清晰地对他说：“您好先生，我想跟您谈谈。”她还没转向我这边，就有一个护士站到我们中间让我回房间去。我面不改色，依旧礼貌地重复道：“拜托了，我想跟您谈谈。”这一次，他终于赏光看了我一眼，从头到脚地打量了我几秒钟，对我说：“我们会处理的……”意思很明确：他听到了我说的话，但一点都不想向病人的任性让步。回到房间后，我坐在床上，痛苦地快把眼泪流干了。我在脚下铺垫的计策正在塌陷。更糟糕的是，医生一定明白我不会再吃药了。他们很快就会给我打针了。

但就在午餐前，一位我从未见过的年轻医生进了我的房间。“您想见医生？”他对我说。突然，我觉得自己蠢极了，渺小极了。我摇了摇头不敢看他。他又出了门，过了一会拿了一个椅子进来，坐在我面前。“我听您说。”这真是出乎意料。几分钟之前，我还觉得自己的希望都被医生的冷漠扑灭了。而现在，一个年轻人在我面前倾听。我要把所有的都解释给他，所有的。

半小时不间断的叙述结束后，我对他说：“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病，但我确定的是，我不是疯子。”之后，在他离开我的房间之前，我悄悄对他说了最后一个请求：“拜托了，告诉护士们别再给我吃药。”这次交谈后过了两天，我终于朝37号楼的出口走去。我在白房子医院被关了多久？不知道。我意识到气温降低了很多。落叶堆积在人行道上。我从初夏就被关在了这里，出来时已经是秋天了。这些药物让我失去了生命中的一整个季节。

独自走在马恩河畔讷伊的街道上，我突然意识到：我终于可以再见到女儿们了。我开心地哭了起来。很快，我又想到了这场无缘故的缺席。在这几个月里，别人是怎么跟她们解释的？她们又是怎么看她们的母亲？我不能不给她们解释就去拥抱她们。我得再去看一下沃依芒女士，弄明白我到底怎么了。幸运的是，这次在拉里博瓦西埃尔医院，我在她的办公室里见到了她。她还记得我。在做了几项早就该做的检查之后，这位夫人终于给出了正确的诊断：我患了癫痫。

“那怎么办，我这一辈子都会这样发病？”

“不是的，您不要担心。有一种治疗方法。”

这些话让我开心得快要倒下去了：我不是疯子，我只是癫痫！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知道自己得了癫痫还那么开心的！”她开玩笑说。

交谈中我得知自己的情况尤其不能使用安定类药物。它们会“降低癫痫发作阈值”。换句话说，在巴黎各个精神病科，医生给我填喂的药物只会增加我的发病概率。

辞别了沃依芒博士，我又想到了自己在医院门前长椅上的死亡情节。为什么我想要吞下一整包药？白房子医院的医生认为我抑郁消沉。这有可能。我那时到了如此疲惫的程度。但另一方面，我那时的生活很顺利。与三个健康的女儿和照看的孩子在一起，我幸福开心。可能是安定药让我陷入了这种状态。我永远搞不清楚。但这不重要。今天最要紧的是我可以见到我的三个女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