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第6/7页）

七

在最近一次的现代转型里，我指的是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即向右转的“中国劫”中，最初的个性解放、文化启蒙早已发生了变异。在我们大陆中国各个阶层的心理结构深处，国家大于个人，个人利益最终依附国家利益，你的名字比我的生命更重要，等等宏大叙事，跟个人生活的纵欲、变态奇特地扭曲又统一于一体。在我们中国国民的辞典里，在我们集体记忆或个人心理深处，人生等于权势、成功、富贵、小康、总动员起来的欢乐文艺歌会、奥斯维辛般窒息了的快乐大本营，等等，人生社会没有身体的感受、没有精神的追求。

我曾经说过，对于改革开放以来活着的中国成年公民来说，生存是暧昧的、羞辱的。那些少年时代的梦想是一个作家或物理学家，梦想做画家或民主斗士的中国人，他们在当代中国转型的悲喜剧里成功转型，发了横财或成为成功人士的人，应该承认自己无能面对人性的阳光。所有当代中国的成年公民们，我们这些类人孩们，扪心自问，我们不能说我们是绝对正直的人，是清白无辜的，是所有人也即人性的榜样。我们要承认中国的污染和匮乏，承认中国人的黑暗、肮脏和残忍。任何一个在中国繁荣或中国崛起神话里活着的成年公民，或任何一个在中国转型里建功立业的人，都不能说我们是所有人也即人性的裁判，都不能说我们活出了德性和正义，我们得承认我们跟这个经济繁荣的国家一起，毛孔里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对祖先、文明、人性和我们的孩子来说，我们都有一些难以启齿的事。

遗憾的是，中国的灵魂记录者们很少面对这样的事实。对暂时功成名就或小康了的汉语作家来说，快乐大本营氛围下的挽歌和尘世记忆是不合适宜、不识时务的，但对野夫来说，即使社会真的繁荣、中国真的崛起，他个人也有权利表达。尽管野夫是给朋友们中带来笑声最多的人，他的幽默、口才令人叫绝，但野夫绝不奉迎这个时代，相反，野夫表达了一种中国人的存在主义，这是屈原、李杜、苏东坡、曹雪芹、鲁迅以来的语言抗争和文字见证。

野夫表达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意义上的扪心：“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是否配得上我所受的苦难。”所以野夫会写挽歌，会为他亲历亲闻的民胞物与作下忠实而不朽的记录。野夫表达的是托尔斯泰的德性世界：“你改悔罢！”是审问意义上的尼采、布莱希特、帕斯捷尔纳克。尼采开宗明义表达说，他要谈论的是即将到来，而且不可能以其它形式到来的事物：虚无主义的降临。布莱希特在《致后代人》诗中开篇即说：的确，我生活在黑暗的时代。帕斯捷尔纳克则借耶稣之口同样坚信，“三天后，我将复活”：所有的时代将从黑暗中涌出，像木排，像商队的木船，依次涌来，接受我的审判。野夫不止一次地痛惜：“一个民族的人伦天良，是如何在高压下破坏殆尽的，我们现在终于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日后的历次运动中，有那么多的家人内部的揭发和互相残害。要恢复这些基本的人性底线，我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啊。”他的挽歌写作，显然既是哀挽，又是审判，因为汉语借他之手显现了人性的最高价值和最终归宿，汉语借他之手完成了一次因果律：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如同网络读者们明见的，野夫“组织后的命运”一类文字，既不像论文，又不像散文，更像一自成经典的声讨书

这也是野夫的散文难以在汉语散文中归类的原因。散文的野夫不同于当代那些写历史大散文或思想散文的作家们，后者多在经济理性的怀抱中无能自觉。散文的野夫不同于五四新文学先贤，后者太自信了，他们的使命也太明确了。散文的野夫也不同于唐宋八大家，后者即使有道统自觉、也为道统所统一了，何况他们仍属于士大夫阶层。

把野夫跟古今中外的圣贤和才子们相提并论，似乎有拔高野夫或说将野夫攀附之嫌。但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即使在一个极度犬儒化的社会里，有人“依然在仰望星空”，仍会有灵魂跟灵魂对话，甚至有精神向人类历史上那些伟大的精神致意。的确，在野夫最寻常的句子里，我们也能感受到他的精神认知、人格的自我期许，他早已越过了乡愿犬儒之辈，而跟历史上那些巨大的灵魂相伴。野夫早已在精神领域选择了自己的家族，这是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汤显祖、徐文长以来的“神圣家族”。他也确实以自身的努力成为这个家族的一员。

同样，我们需要切记的是，野夫只是一个当代中国眼里的浪子，是一个热爱生活的边缘人。一如所有那些为文明纪念的圣贤英雄才子佳人（一如野夫纪念那种消逝的文明女人漱玉），那些神圣家族的成员，在其生活的时代环境里，都是流俗眼里的寻常者、边缘者、失意者、偏执者。野夫完全明白自己的卑微，他不止一次地怀疑自己，“这些苍白的文字又何以能承载那无数的往事？”而仅仅念及他的亲友的死亡，就“足以砸碎他寄命尘世那一点点虚妄的自足”。因此他的挽歌是招魂，招亲友亡魂，也招自己的魂魄，他的招魂是在诉说自己的心灵。我在《破碎》中提到屈原：“屈原最早以失意贵族的真诚揭露了这种人与文字合谋的假象，他公开地、淋漓地诉说自己的内心感受，他生活在贵族之中，但他如印度王子一样有着不容玷污的心灵高贵和美，他是我们民族历史里第一个诉说自己心灵史的人。”野夫出身于土家贵族之后，他像屈原一样伤感。屈原的忧患大成是《离骚》，挽歌则是野夫的《离骚》。

八

但野夫并不全然是抒情的，野夫散文传达了一种心智开放的极致，在情感、审美、历史之外，野夫还表达了一种力行的精神，一种兼爱意志。在野夫散文里有高贵在。挽歌最易痛哭流涕，所谓长歌当哭，但野夫是精炼的、本分的，他对语言文字的敏感恰到好处地落实为表达的节制和尊严。那种文字里有一个人的大爱意志、平等精神和救世心肠。参照先秦诸子，散文野夫大概可以直追墨子。是的，散文野夫不属于汉语散文的传统，但他是屈原和墨子的结合。有人行兼孔墨，野夫却是言思兼及屈墨的。

在这个意义上，野夫超越了流俗。他本来属于80年代，属于20世纪中国难得的80年代：大气、开放、积极向上，发现人的身体和精神之美。但80年代的人物命运并未完成，就撞上了发展和稳定压倒一切的90年代，野夫的同代人在时代面前做出了选择，或者高升，或者退隐，或者放纵。由80年代开始书写的人生文本至今成为一个人格分裂的乡愿犬儒，成为与时俱进或咸与发财发展的时贤。这种叛变或投诚是触目惊心的，以至于年轻一代的中国人悲愤地称引说，约翰-密尔的声音已经无数次敲打中国的窗门：“这片土地上还有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