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寻觅中国历史（第4/14页）

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的不抵抗，正是困扰了他一辈子的奇耻大辱。但没有任何后盾仅仅靠东北的力量，能同当时如狼似虎的日本作战吗？在这一问题上，张学良决定服从大局、服从中央。而此时的中央，根本没有对日开战的实力和准备。不论有什么理由，不抵抗是民族耻辱。抵抗打不过，也是民族罪人，这种两难之火，烤炙着张学良的良知。后来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也正是基于此。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张学良冒着杀身之祸，与杨虎城将军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全民族抗战局面的最后形成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在西安事变中，张学良曾同周恩来总理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周恩来对张学良的胆识和爱国热情、民族气节是大为称颂的，对其思念长达40年之久，曾三次为其泪流满面。

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张学良请来周恩来，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1936年12月25日，在没有通知周恩来的情况下，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周恩来闻讯后亲自来到机场，想阻止张学良这一行动，但是当他赶到机场，为时已晚，飞机已经起飞，周恩来仰望天空，泪流满面，连声呼唤：“张汉卿、张汉卿！”后来周恩来叹息地对人讲：“唉！汉卿是看《连环套》那样的戏看坏了，现在不但要‘摆队送天霸’，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啊！”1946年国共两党在重庆和平谈判时，周恩来副主席再次提到了被囚禁的张学良将军：“只可怜那个远在息烽钓了十年鱼的人，他这十年钓鱼的日子不是容易过呀！……”当时听了这番话的人都十分难过，周恩来眼里更是闪动着悲凉泪花。1961年12月12日，周恩来总理开招待会，邀请在京当年参加西安事变的东北、西北军的诸位同志，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解放军海军参谋长）给周总理敬酒，泣不成声。周恩来为人最重感情，想到张学良的际遇，热泪潸然而下，邓颖超同志举杯说：“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周恩来说：“我的眼泪代表中国人民，不是我个人的。”

可以说，张学良是现代爱国主义者的典范，尽管在这漫漫的爱国主义征程中也有过挫折，但瑕不掩瑜。1990年，张学良将旧作《谒延平祠》寄给吕正操，云：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遵明朝，确保台湾入版图。余秋雨先生在《废墟》中曾提到“诚恳坦然地承认奋斗后的失败，成功后的失落，我们只会更沉着。”张学良虽然在西安事变后被囚，但这并不意味着失败，他本人也没有在失落中低迷，而是借郑成功的例子表明了自己的志向。他对于自己亦有评价：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顶天立地男儿汉，磊落光明度余年。张学良为祖国和平统一，为东北的建设，为抗日复土的民族解放大业所立下的丰功伟绩，以及那种心地纯洁的爱国主义和举世罕见的自我牺牲精神将永垂青史。

诉不尽的黄河缘

◎波澜壮阔走西口

他们把迷惘的目光投向家乡之外的辽阔天空，试图用一个男子汉的强韧筋骨走出另外一条摆脱贫困的大道。他们几乎都没有多少文化，却向中国古代和现代的人生哲学和历史观念，提供了不能忽视的材料。

——《抱愧山西》

一曲荡气回肠的古老山西民歌《走西口》，据说已经流传了一两百年。这首歌不但山西人会唱，山西邻近的内蒙、陕西，甚至更远一点的宁夏、青海、甘肃也有许多人会唱。为何这首民歌传播如此之广？为何这首歌如此哀伤离愁？这就要扯出一段厚重的历史，这段历史包含着成千上万人的命运，而他们的命运又或多或少地和那个叫“西口”的地方有关系。

万里长城九重关，到底哪里是西口？最初的西口，实际上是长城上的一道关隘，位于山西、内蒙古交界处的右玉县，真正的名字叫作“杀虎口”，这里就是最初的西口。《清史稿》中也有记载，称杀虎口为“西口”。在民间杀虎口还有“小北京”的称呼。

杀虎口关楼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初名参合径，唐称白狼关，宋称牙狼关，明代为防止北方匈奴南侵中原，故更名为杀胡口。历经千年风雨仍旧巍然的关隘，记载着金戈铁马、烽火狼烟、沧桑玉帛、世道兴衰……清朝康熙皇帝西征回归途经杀胡口，为缓和蒙汉矛盾，特意挥毫改“胡”为“虎”，“杀虎口”地名由此而来。从此，杀虎口烽烟散尽，关门开放，成为山西移民和晋蒙文化交流的大通道以及通商互市的集散地。

在明代时，为了防止蒙古骑兵南下，这里曾驻扎了大量军队。明朝和蒙古部族关系缓和之后，它又被开辟为双方贸易的市场。走西口，大概是在明代的中期开始，截止时间大概到清朝末年，其中的高潮应该是在明末清初，这个时候数量最大。前后持续了将近三百年左右，而且应该说走西口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由于山西当时人口比较多，所以生活比较困难，人口外迁；另一种情况是一部分人走西口，是为了适应内蒙边际的需要，到口外去发展商业，发展贸易，以至发展成了后来的票号。所以走西口这个现象，实际上就是中国移民的一个部分。

在明清时期，山西的雁北地区地处晋西北高原，人口较多，土地贫瘠，生活比较困难。在当地流传有这样的歌谣：“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苦菜。”当时之寒苦可见一斑。明末清初，长城北端是人烟稀少的沙漠荒原，南部中原是连年干旱，饥荒频发，迫使无数山西难民背井离乡“走西口”。于是山西人口外迁，进入塞北沙漠垦荒谋生。内地人把从杀虎口等长城沿线进入内蒙古草原地区叫走西口或走口外。位于晋西北高原黄河大拐弯处的河曲县，是当时走西口的重要码头。山西、陕西、河北等地的农民为生活所迫，远赴察哈尔、绥远等地，即今内蒙古中西部乃至更遥远的地区垦荒、挖煤、拉骆驼、做小生意。据专家考证，明末清初，在归绥地区定居人口中，有七成来自山西移民，形成了许多以山西地名命名的村落。

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先后出兵平定西北叛乱，杀虎口又成了供应大军粮草的后勤基地。从1690年开始，通往杀虎口的路上热闹了起来。路上走着一批批奔赴前线的士兵和跟随部队前进的商人。康熙皇帝亲率八万大军深入草原腹地，军粮供应成为决定战事胜败的关键，但是由于战场与后勤基地之间相隔万里，运输线路又要跨越茫茫草原、浩瀚沙漠，在当时的条件下，大宗货物的运输完全是靠人力和畜力来完成，运一石军粮要耗费120两白银，开支太大。当朝廷为此事一筹莫展之际，有地利之便的山西商人范毓宾看到这个巨大的商机，主动请缨随军挑担运送军粮和补给，于是成千上万正愁没饭吃的山西农民离开土地，拉开了大规模“走西口”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