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董乐山一人而已

去年冬夜,我突然焚烧一般地想念起一个人。大半年过后,心里还燃着余焰,偶而遇到关于思想文化一类问题,还会凛凛然地升腾起来。

大约这同当时手头的一部翻译小说有关:《中午的黑暗》。这部小说的译者,与著名的《一九八四》的译者恰好同为一人。两部小说的主题的相关性,使我确信,它们对于译者来说定然出于某种选择,而不是意外的巧合。但当联想起历史性著作《第三帝国的兴亡》,也是由这位译者领衔翻译时,不觉大为震惊,因为他的目标实在太明确了。接着,我把书架上的他的其余一些译著翻了出来:《古典学》、《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苏格拉底的审判》;我发现,在这中间,埋藏着的是另外一条思想线索。鲁迅曾经说过,翻译这工作相当于“偷运军火”。当今的这位译者,不正是沿着在前头仆倒的精神战士的道路,继续摸索着行进的吗?于是,在寒风呼啸的夜晚,我仿佛看到有一个人,擎着火把,把一小批又一小批炸药艰难地运抵古堡……

这个人就是董乐山。

在与邵燕祥先生合编的《散文与人》丛刊上,我编发过董乐山先生的一篇短文,其中拒绝用电脑写作的固执,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此外,我还曾遵从来信的嘱托,为他把另一篇短文转给南方的一家报纸发表。因为想到给《曼陀罗译丛》添译一种奥威尔的随笔,与董先生之间通过一回电话;记得听筒里的话音十分爽朗,宏亮,依稀夹带笑声,其实当时他已深陷病中了。然而,我并不认识董先生,他去世的消息还是朋友告诉我的。听说北京的报纸做过一个悼念他的专版,我也不曾见到。

出于探寻一个精神生命的渴望,我恳请邵先生代为搜集一份董先生的译著的清单。从邵先生那里,我约略知道董先生生平的一点轮廓:原来他是一名左翼分子,在1947年脱离组织,这在别样的人们看来,当然是“向右转”了;十年过后,果然坐实了“右派分子”的名份,变做了专政对象。这种情形,与《一九八四》和《中午的黑暗》的两位作者的身世不无相同之处。建国以后,他一直在新华社,主要从事《参考消息》的编辑及翻译工作;至于译书,应当算是余事了。

邵先生寄来的书单是李辉先生开具的。随后,李先生还特意把他为《董乐山文集》写的序文寄了来,加深了我对董先生的了解。对于一个毕生从事文字工作的人,生命的根本依据便是文字。关于翻译,仅以董先生撰写的《英汉美国翻译社会知识辞典》这样一种工具书来说,他就足够有资格被称为“翻译家中的翻译家”,何况,还翻译了那么多著作。特别是史著、学术著作和政治性小说,它们构成了董先生的灵魂,使我们从中国翻译界的浓密的灌木林中,一眼便能瞥见一棵伤残而傲兀的大树,以铁似的干子,直刺奇怪而高的天空。

《第三帝国的兴亡》是董先生在新闻工作之外的另一种翻译的起点。

这部三卷本的巨著,从六十年代初动手翻译,七十年代末出版,中间横隔着文革十年。在这个红色恐怖时期,身为“右派”,处境的恶劣可想而知;然而,他和他所邀约的倒霉的伙伴竟然决心推举这块巨石。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译者从喧嚣一时的野心家、阴谋家、专制主义者身上,看到了当年的纳粹党徒的影子,在“大树特树”,蛊惑群众,绝对服从,种族歧视,以及其他灭绝人性的行为方面过份肖似?是不是书中对元首直到所有的法西斯分子的暴露,给了已然失去自由言说的权利的译者以诅咒的快感?第三帝国的覆亡本身难道还不足以提供一种信仰、一种眼光、一种力量吗?“人民还活着。土地也还在。但人民却茫茫然,流着血,挨着饿。当冬天到来时,他们在轰炸的劫后残垣中,穿着破烂的衣服不停地打着哆嗦;土地也一片荒芜,到处是瓦砾成堆。曾经企图毁灭其他许多民族的希特勒,在战争最后失败的时候也想要毁灭德国人民,但与他的愿望相反,德国人民并没有被毁灭。只有第三帝国成了历史的陈迹。”一个帝国的崩溃,其影响是世界性的。整部译著回响着这种震动,同时,我们也分明听到夹杂其中的译者的激烈的心跳声。董先生起意翻译这部巨著,我猜想,决不会仅仅展示一下西方历史的陈旧地图;最初的动机,恐怕还是借了物理学的折射原理,反观东方的现实。在令人窒息的日子里,为了把一个希望的信息传递给中国读者,译者当付出多少坚忍的热情,作着怎样挣扎般的努力呵!

文革幸运地宣告结束了。正当知识界为“第二次解放”而欢欣鼓舞之际,至少在名义上已经给平反了的董先生,开始翻译英国作家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八十年代中期,接着译完了英籍匈牙利裔作家库斯勒的《中午的黑暗》。这两部小说的翻译,实际上是翻译《第三帝国的兴亡》的工作的继续。

《一九八四》是一部寓言体小说,同札米亚京的《我们》和A·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一起被并称为“反面乌托邦三部曲”。社会批判的色彩是明显的。在小说中,世界分为三个超级大国:大洋国、欧亚国和东亚国。“大洋国社会的根本信念是,老大哥全能,党一贯正确。”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就在大洋国政府的真理部工作。所谓真理部实际上是谎言部,正如和平部是战争部,友爱部是镇压部,富裕部是匮乏部一样。温斯顿的日常工作是制造谎言,涂改历史,抹杀人们的记忆。周围处于“思想警察”高度监控下的恐怖气氛,以及人们工作的性质,都是为他所痛恶的。在此期间,唯一能够让他享受生命的欢愉的便是与同事裘莉亚之间的爱情。但是,即使他们总是设法秘密接触,仍然逃不出组织的巨掌,终于被捕。在狱中,温斯顿经过种种精神酷刑,证实了“洗脑”的效果:“他又回到了友爱部,一切都已原谅,他的灵魂洁白如雪。”就像小说最后说的,“他战胜了自己。他热爱老大哥。”关于《一九八四》的思想内容,董先生在译序中概括道:“作者所描述的未来社会实际上是当时(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法西斯极权统治的进一步恶性发展:人性遭到了泯灭,自由遭到了剥夺,思想受到了管制,感情受到了摧残,生活的单调和匮乏就更不用说了。个人完全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主义化社会中的一个自动化的机器,尤其可怕的是人性的堕落达到了没有是非善恶之分的程度。”经历了文革十年,想必译者会有一种切肤之痛。到了《中午的黑暗》,“老大哥”变做了“第一号”。小说写道:“第一号成为主持弥撒的大祭司。他的发言和文章,甚至文风,有了一种绝对正确的教义问答性质。”“第一号的政权玷污了社会国家的理想,甚至像一些中世纪的教皇玷污基督教帝国的理想一样。革命的旗帜降了半旗。”革命的异化程度是惊人的。小说中的主人公鲁巴肖夫同温斯顿一样,都是组织的叛逆;但是不同的是,他不是一般的工作者,而是领导者,亲自处理过无数优秀的或无辜的分子,正因为如此,对革命的反思也更为深刻。不同于温斯顿的还在于,他是被处决的,而且至死没有被改造过来。“三十年代的情况,似乎已是过去的事了,在人们的记忆中,由于同时代人的逐一凋零,也被慢慢淡忘了。但是清洗的阴影,不仅仍旧笼罩着许多国家,而且在这半个世纪中仍旧不断地到处在借尸还魂。即使在大讲‘公开化’和‘透明度’的现在,许多人仍‘心有余悸’。因为目的与手段的矛盾仍没有解决,政治权宜仍是行动准则。要消除这种扭曲和畸变对人类的威胁,光明正大地、毫无隐晦地正视这段历史,让人民和历史作出应有的判断,是任何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的不可推卸的义务。”在译后记行将写完时,他给补了这样最后一个句子:“但愿在人类的历史上,‘中午的黑暗’只是艳阳天下一时的阴影。”文章写于“不问春夏秋冬楼”,时间是1988年4月。董先生的心是广大的。他的梦想,他的悲愤,他的忧患,在这里已经表白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