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的危险就《我的丁一之旅》给邹大立的回信（第3/3页）

人有此一种理想的权利，也有彼一种理想的权利，否则就不叫理想的权利。人有坚持理想的权利，也有放弃理想和改变理想的权利，否则还是没有理想的权利。然而，权利的平等，并不能抹杀价值的高低。还是那句话：前者是不可违背的现实规则，后者是不可封顶的精神追寻；二者并行不悖，或和谐相处，正是政治的职责。

叛徒，最是理想暴力的牺牲品，但究其根本，是政治的失责。但似乎，人们从未（或很少）关注叛徒的处境。叛徒，我倒以为多是良善之人，既具正义感，又有一颗向爱之心；正义感使之不忘匹夫之责，向爱之心则令其不忍连累无辜。能够指责叛徒的只有两件事：一怕苦，二怕死。但这不是人权吗？正义者缘何正义？不就是要铲除那些给人以苦、送人以死的暴政或恐怖之徒吗？为此，正义者不怕苦也不怕死，自当名垂千古；但若以正义为据，逼人以死，或让人一辈子生不如死，岂非绝大的讽刺！

骂一声叛徒多么容易，甚至是一件多么划算的事。我猜，人人都对叛徒的成因不闻不问，对叛徒的处境视而不见，却又都对叛徒嗤之以鼻、拒之千里，乃为同一件事情的两面。怎么个同一件事呢？即人人都有成为叛徒的潜质！这让人想起“文革”中的暴力，究其实，打人者多是为了表现忠勇，而所以要表现忠勇，不过是不想做那挨打的人。

《动物世界》中有句片头语：“有一天，当所有的动物都冲出牢笼，走向它们远古的栖居地，那一天便是野生动物的节日。”这差不多也是叛徒的心声吧。叛徒，最是可以验证政治是否正确，法律是否偏离了它的合法性根据，以及理想是否摆错了位置，或一个社会是否精神正常的试剂。

（注意：这里的叛徒，绝不包括旨在升官发财的出卖。）

我绝没有提倡放弃理想的意思。放弃理想，人将怎样？莫非也像野生动物，走向远古的栖息地？莫说这好或不好，只问这行与不行吧。

“姑父”的愿望着实诱人——退回到铸成大错之前的时空中去，让一切重新开始，但这只是无奈的安慰。据说，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已然“摒弃了绝对时间概念，取而代之的是每一位观察者所特有的时空概念，以至于宇宙空间内‘现在’的概念再也没有任何意义”16。但“现在”对于人——每一位观察者——却是有意义的，或其实，恰是意义造就了现在、过去和未来，从而造就了时间。所以倒退不得（比如退回到“康乾盛世”或“君主立宪”去），人在一条永恒行进的路途上，意义是其坐标；设若没有意义，你说“当下”是多久？在许多科幻作品中，人驾驶着超光速飞船回到了过去，并试图改造过去，依我看这是不可能的。倘若真有那样的运载工具，我们或可重新观察过去，却不可能参与其中。为什么？因为“时间”是由“意义”造就的，“过去”是被“往事”选定的，倘能参与，就又成了现在——以一种新的意义，选定了目前这新的时间。

“一切都是可能的，但我在这儿。”“丹青岛”上那位女子看懂了人的处境：所谓命运，即无穷的可能性中你只能实现一种，无限的路途之中你只能展开一条——譬如叛徒，譬如烈士或英雄、敌人或庸人……时间果然残忍，但尽管如此，奇迹或魔术也非一条拯救之路。

动物的牢笼是有形的阻挡，人的牢笼是无形的隔离。有形阻挡的摧毁可期于人性之良善，无形隔离的消除却要仰仗神的光照——单靠人的正义就怕会走向强权。理想的位置正与艺术相近吧，即人性的渴望与神性的引领。善与美，切不可强力推行，否则直接变成恶与丑。艺术不可以没有，正如梦想不可以没有，而戏剧正是“不可能的可能，不现实的实现”，就让它缭绕于梦中，驻扎于理性吧。但谁来把握这尺度呢？就看人有没有这样的智慧了。

愿丁一长进。愿“姑父”们在艺术的时空中得到安慰。即颂

大安！

史铁生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