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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如你所说，我和他们共同经历了诗歌之火逐渐冷却的20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而且随着我的成长，我和很多前辈诗人成了朋友，或者成为“熟人”，时常能在各种场合见面，这样一来，怎么样“写”他们，的确成了一大难题。首先，我不能乱写，因为除了那些因意外去世的诗人，大家都还健在，对同一个诗歌事件，很多人都亲身参与过，要是乱写，马上就会被人质疑。但也不能粉饰笔下的人物，如果是这样，那这本书就仅仅是我一个人的“私人致敬文本”，没必要出版。所以，我得为自己的行文把好“度”。我自认为我的立场是客观公正的，书中对一些诗人和诗歌的赞扬，是发自内心的，因为他们的确优秀。如果一个读者面对欧阳江河的《玻璃工厂》、《傍晚穿过广场》等作品，面对顾城和海子的绝代才华，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不过如此”，我会认为他不够诚实。一个读者，对好诗人和好作品要有尊重的态度。事实上，书中有很多地方对我笔下的诗人是批评的，只是比较委婉而已。

就像你自己所说，有几个诗人是你从来没有接触过的（譬如张枣），仅仅通过资料的整理而成，你觉得写他们和写认识的诗人有何异同？是否会担心二手资料影响真实性？

我写已故的诗人和写健在的诗人时，心情没有什么变化，更不会因为死者不能反驳便以为自己可以妄言，毕竟，我持的是同一个标准。

在目前已出版的两本《诗歌史》所写到的十位诗人中，除了顾城、海子、张枣三位英年早逝的诗人与我没有接触过，我与其他几位诗人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对于与自己没有联系的诗人，我的确主要依靠收集到的材料。至于真实性，则需要依靠多方面对照、求证了。我比较自信的是，写张枣一文的史实，由张枣生前最好的朋友柏桦专门审订过；写海子一文，审订者则是海子生前最亲密的朋友西川；写顾城的文章，顾城的姐姐顾乡也在百忙中阅读了一部分，并提出了几个意见。所以，真实性问题，应无大碍。

另外，虽然这几个诗人去世了，但并不意味着我所了解的都是二手材料，我在写作的过程中，仍然通过自己对他们的亲属好友的采访而获知一些相对新鲜的情况。比如说顾城，他1986年带谢烨到过我所在的城市，参加著名的漓江诗会。当时我才读小学，自然无缘与其见面，但当时接待他的一些桂林作家后来成了我的朋友，他们向我透露了当年顾城在桂林的一些表现，而这些情况，朋友们一直都没有形成文字。就在前两天，朋友王布衣还告诉我一个顾城当年在桂林的趣事：顾城在和王布衣结识后，递了一张顾工的名片给王布衣，说，对不起啊朋友，我没有工作，不能印名片，所以我给一张我父亲的名片给你吧。

您自己也写诗，书中对于诗歌的评论也不少，在你看来，谁是当代最优秀的诗人？

这倒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我所写的，都是具有标志性的诗人，要从中挑选出一个“当代最优秀的”，我下不了手，而且也太容易滑入片面了。我只能说，通过我对顾城诗歌、讲演稿和散文的全面接触，我认为顾城不仅仅是“童话诗人”这个范畴所能界定的，他是一个厚重的诗人；欧阳江河的诗歌，不管是现在还是再过五十年，人们也无法绕过，人们应该对他的《傍晚穿过广场》等作品脱帽致敬；于坚正在成长为“信手拈来即是诗”的大诗人；西川作品中的雍容气度以及他为人的平和，让我对他持有最高的期待。还有多多、王家新、韩东、柏桦、黄灿然、李亚伟、陈先发、雷平阳、蓝蓝……都是优秀的诗人。

《一个人的诗歌史》还有3、4等后续作品吗？如果有，计划什么时候出版？

在我原本的计划中，《一个人的诗歌史》系列会有六本，但鉴于前面谈到的每出版一本《诗歌史》我都会生一场病的“惯性”，我打算把自己的“野心”缩小了一些，把原本六本的计划精简为三本或者四本。正在创作中的《诗歌史3》，涉及一些20世纪80年代中期成名的诗人，但更多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成名的诗人。如果还有《诗歌史4》，将不再以“人”为主，而是全面梳理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出版物、争论、事件、关键词等。至于何时出版，不是我考虑的事情，我只能说：不出意外的话，《诗歌史3》应该能够在今年年底完稿。

提问者：《深圳晚报》记者刘琨亚

201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