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二 相忘于江湖（第2/3页）

后来在延安饭店五楼，开了个房间。猴蛮开始讲他的苦难经历，讲了三天三夜，兄弟俩哭成一团。三天三夜后，路遥做出个决定，要将猴蛮的故事写成小说。他还给弟弟取了个新名字，叫“王天乐”。然后，甘泉县文化馆的张来接他，他到甘泉县宾馆。记得走的时候，我把我的两条烟给他带上做干粮，他说：“抽好烟，写好小说！”

两个月以后，他坐长途车从甘泉县回到延安，一下车就来找我，如前所述，背上背着一大包《人生》的手稿。他的脸整个地瘦了一圈，走起路来罗圈腿有点踉跄。他说，“中国文坛有一件大事要发生了，路遥的《人生》写出来了！”他还说：“小说要拿去冲击全国中篇小说奖，长篇的字数是13万字以上，我本来还可以往长写，不写了，只写12万8千字，这样算是中篇，好用来评奖。”

路遥背着《人生》手稿，住进延安宾馆，那天晚上，他彻夜未眠，像一个农民收获了一料好庄稼一样兴奋。那天晚上延安城布满了月光，我和猴蛮陪着他，从北关走到南关，又从南关走到北关，走了好几个来回，直到凌晨三点多才回到宾馆。那天晚上他说了很多的话，说的最多的是他的初恋。她是一个在延川插队的北京女知青。路遥说《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奖后，在北京，一个女的把电话打到他的房间，路遥问你是谁，电话中说是你的一位陌生的老朋友，路遥说你再不说名字我就挂断电话了，电话中说你站到窗台边上往下看，马路对面有一个穿红风衣的女子，那就是我。路遥说他往下一看，登时脑子就爆炸了。他扔下电话向楼下跑去。后来他说他想不明白马路上有那么多的车，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压死他。

路遥给我说，那女的后来嫁给了一名海军军官。她曾经多次到西安来过，站在街道上望着路遥家那个五楼的阳台，听人说哪个阳台上没有花就是路遥家——我至今还不明白，路遥这一晚上的话中，是臆想的成分多一点呢还是真实的成分多一些。

这里顺便说说路遥家庭的情况。这话不好说，但还是想在这里说一说。我始终觉得路遥的妻子是一个好女人，路遥的作品几次获奖都离不开她的帮助。路遥去世后，很多媒体包括传记作者采访我，要我谈谈路遥的家庭，我很严肃地对他们说，你们不管怎么抬高路遥我都没有意见，但是不准伤害林达。夫妻之间的事情外边人很难说清。我还说这不光是我的意见，也是作协大院里前辈作家们的意见。

顺便再说一件事情，有个朋友要设立一个路遥奖，找过我几次，我对他说，这事不是我们不支持，而是该奖没有得到路遥女儿的认可，你叫我们见了孩子怎么说？假如有一天孩子认可了，我们一定会全力支持。

《人生》出版后，路遥拿着中青社的版本来找我，吞吞吐吐地告诉我，一不小心用了你的诗，你该不会告我侵权吧？他翻到那一页，是我的那首《秋日断想》九节中的一节——你是一只生着翅膀的大雁，自由地去爱每一片蓝天，哪一块土地适宜你生存，你就把那里当作家园。路遥说我已经想好了，假如你要告我，我就说这是黄亚萍抄了著名诗人高建群的诗送给高加林的，和我路遥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听后笑了，我说我的几句歪诗能上你的大作是荣幸啊，咱以后不说这事了。

路遥对“人生”这个名字不满意，却又苦于找不到一个更好的名字。《人生》中高加林这个名字，如前所述，得于苏联航天员加加林少校。里面的故事原型是他的弟弟猴蛮，猴蛮后来怎样？路遥给他改名为王天乐。我父亲要了一个铜川煤矿的招工指标给了王天乐，这样他到了铜川煤矿挖煤。几年以后路遥给我写信想把天乐调到延安日报社（当时也给其他人写过这样的信），于是我领着天乐拿着路遥的信，求爷爷告奶奶跑了几个月，才办妥此事。当然主要是路遥的影响力，我只是个跑腿办事的。后来路遥又求人把天乐调到陕西日报社。天乐也已经去世了，同样的病。这是一个天分极高的人，他去世前获得中国新闻最高奖——长江韬奋奖。

《平凡的世界》里边用了许多王天乐的经历和故事。天乐说你把我的故事都写完了叫我将来写什么？路遥说你将来写我的故事。

大约是一九八五年的正月十五，路遥约我说是要到黄陵的店头煤矿为他的长篇收集素材，他还要把即将开笔的长篇给我讲一遍。他说这有个好处，帮助他圆满故事丰满人物。讲着讲着真的就成了假的了假的就成了真的了，连自己也分辨不清了，这样就可以动笔了。于是我陪着他到店头煤矿一个叫陶家山的矿主的窑里，钻了一天，然后又来到县城的轩辕宾馆，开了个房间，他讲我听，折腾了三天三夜。

记得《平凡的世界》那时还不叫这名字，它分为三部，第一部叫《黄土》，第二部叫《黑金》，第三部叫《大时代》，总的书名叫《走向大时代》。据说是中青社的著名编辑王维玲给改的，这真是一个从容、大气的好书名。

《平凡的世界》写作途中我看过他几次，开笔是在吴起县武装部的一口窑洞里，他的一个同学在那里供职。我去看路遥，路遥愁苦地说，洗不成澡，不方便，看来得挪地方。他还在延安宾馆的一个房间里写作过，晚上我去看他，路遥整个人面色浮肿，虚脱得不成样子了，“谁能替我多好呀！”路遥噙着眼泪说。他每天写五千字，完成任务后给宾馆的墙上画上一道，这样他数墙上的道道就知道自己写了多少了，过多少天了。他用的是方格纸，一页三百二十个字，每天五千字得写将近二十页。记得他的案头上墩了厚厚一摞，有半尺高。他对我说，他妈的不知道能不能出版，也许是一堆废纸。

大约一九八三年吧，清查“文革”，路遥好像也受到了牵连。他到延安报社来找我，面色铁青，人沮丧到了极点，他对我说，这些天来他脑子里来来回回回旋着一句话，这句话是“路遥啊，你的苦难是多么的深重啊！”中午吃饭我说咱们到市场沟口去吃个羊肉泡馍吧，路遥哎了一声说，人活低了就按低的来。我说谁也挡不住你创作，外面混不下去你就回延安吧。路遥听了默默无语，面无表情。一个礼拜之后的清晨六点，我骑了辆破自行车，后座上带着路遥，把他送到东关汽车站。

在路遥的成长和创作过程中，省作协的前辈们给过他很多帮助。比如在“文革”这个问题上，时任作协党组书记的李若冰老师就给过很大的帮助。当年路遥回到农村，写了个《优胜红旗》的小小说，寄给《陕西文艺》（现在的《延河》），李若冰夫人贺抒玉、杜鹏程夫人张问彬专程去延川县看他，给这个回乡青年送稿纸。1980年春天调路遥的时候，是《延河》主编王丕祥、副主编贺抒玉来延安调的。当时教育局不放，说还从来没有见过大学生从贫困山区向大城市分配的。后来王丕祥接通了省教育厅的电话，这边的厅长恰好是王丕祥延安时期的老战友，王老师说你狗日的难道想让我提上个酒瓶瓶来送礼吗？电话那头的厅长笑了，他说你把电话给局长，让他接电话办手续。路遥就这样从原来的大学生实习、借调办了正式手续，进了省作协。这些可敬的前辈们那个时期只要哪里有个人才，就想方设法去挖，那真是一个光荣与梦想的文学年代。在这里我还想向被路遥称为“文学教父”的柳青致敬，路遥一直视柳青为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