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暗藏在帝国的边缘（第3/8页）

但这里涉及一个历史上争论不休的话题，即外地人常说蜀人“乐祸贪乱”，而蜀人里有不少饱学之士为此作不懈的辩解。从张载在剑阁道勒铭告诫蜀人恃险好乱开始——他应该已经历过公孙述、刘焉父子、刘备的政权割据——历代不乏提及蜀人乐祸贪乱的人，南北朝时蜀人罗研面对临汝侯萧猷说“蜀人乐祸贪乱”，辩解说，那是因为蜀人被穷逼出来的，如果吃得饱穿得暖，就是有苏秦、张仪那样的说客“巧说于前”，韩信、白起那样的武将“按剑于后”，都不会使一人“为盗”，怎么可能去“贪乱”？（《南史·罗研传》）罗研这一说法，不能说一点道理都没有，但如果仅是因为贫穷的话，那么比巴蜀地区穷得多的西北地区，或者其他地区为什么割据政权较少，而独四川地区多呢？何况巴蜀尤其是成都地区素以富饶著称，罗研这一回答并不令人信服。

五代时期，战乱频仍，全国都处于割据状态。但宋朝建国后，士人们在讨论战乱割据的责任时，又较多地追究起四川人的责任来——因为赵匡胤之得天下完全是靠陈桥驿乘人之危的结果，故而宋代统治者对削弱藩镇兵权之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朝代，乐祸贪乱的“恶名”在这种情势下，绝不是个小罪名。宋朝统治者是要经此讨论来统一士人们的思想，给那些藩将提个醒，发出警告——蜀人张唐英据此辩解道：“自古奸雄窃据成都者，皆因中原多故而闭关恃险，以苟偷一时之安。”接着他得出一条著名的论断：“朝廷治，则蜀不能乱；朝廷不治，则不惟蜀为不顺，其四方藩镇之不顺，亦有不下于蜀者。”（《宋代蜀文辑存》卷十三）

南宋的蜀人李更对蜀人“嗜乱喜祸”的说法，提出了直接的反驳：“吾观从昔乱蜀者非其国之人，率由奸雄乘隙外至，因窃据焉，而蜀人莫之与抗……蜀之人形格势制，不能不析而从之其间。”他将外来入蜀割据者的“黑名单”罗列出来，竟然只有谯周一名是四川渠县人。其他分别是扶风卒正公孙述、竟陵州牧刘焉、颍川降将钟会、略阳流人李特、抱罕人程养道、彭城人刘连季、太原人王谦、作乱于留复的刘辟、舞阳人王建、刑州人孟知祥等。就是后来在蜀地割据的张献忠、明玉珍政权亦非蜀人无疑。李这个名单的确有非常实用的反驳效果，不把刘备列入其中，也是正统观念在作怪，虽然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但他不够高明却是明摆着的。而且说外地人来蜀建立割据政权，“蜀人莫之与抗”，民众恐怕并不想“与之抗”吧，谁来统治他，他不是一样匍匐于生活的底层吗？换言之，李的说法还是没有触及那些捣乱分子为何乐于在蜀进行割据，以及他们为何那么容易得手的问题。

李的反驳虽然直观有效，但张唐英的看法比他高明。张唐英关于蜀乱始于朝廷不治，算是看到了问题的实质，上梁不正下梁都要歪，那么朝廷无力，你怎能管住各地藩镇大将，以避免其割据呢？你若以为道德是万能的，那就大错特错了。藩将看到朝廷的力量日渐式微，度算与其在朝廷得那份利益，不如趁机自己出头，获取更大的利益，因为在这种时刻不必付出过于高昂的代价。一般说来，所得利益大于所付出的成本，人受利益驱动的本能就被调动起来了，那么人就能容易为此去争斗；倘若获取利益更大，譬如做一个割据政权的皇帝，尽管也要付出血的代价，甚至可能失败，但一心想割据称王的人会不顾一切。

关于这点，我们可先剔除一些附会的成分来观察《后汉书·公孙述传》对公孙述在称帝前的一些记载。一夜，公孙述梦见有人对自己说：“八厶子系，十二为期。”“八厶子系”，合起便是“公孫（孙）”二字。当知道自己只能当十二年皇帝时，他便将此告诉妻子并与其商量，其妻胆量过人，回答说：圣人说，朝闻道，夕死尚可，何况十二年。公孙述的妻子将割据称王与圣人之“朝闻道，夕死可矣”相提并论，直把圣人空论打得粉碎，一派调笑模样，跃然纸上。能做十二年的皇帝，此中利益大矣，既留名青史，又可获得现实的享受和万人之上的尊崇。最后公孙述还玩了一个“人君死社稷”的少见“壮举”，可见在他看来，做了十二年的皇帝，付出生命也是值得的。西人王尔德说“除了诱惑之外，我什么都能抵抗”，正可作为对那些割据小朝廷的皇帝心态的注脚。

我除了赞赏张唐英的观点外，还有些想要补充。史书上关于谁当皇帝正统与否，完全是迂腐惑人的书生陋见；另外，一味赞赏大一统——大一统及所谓正统思想在国人的脑子里是很有市场的——不管这大一统是否为民众带来了真正的好处。其实大一统的政权并不比割据政权的统治仁慈，此点可从王建、孟知祥割据蜀地时观察出来。只要让民众获得更多的利益和自由，不管割据还是统一，我想他们都是欢迎的。这既是对自身利益的认同，也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思想。倘若将现代诗人吴芳吉的封锁自闭、不求进步的观念去掉，那么他下面这句诗还是不难理解的，“愿真割据行封锁，不得大同亦小康”（《蜀军援湘东下讨伐曹吴已复归州》）。因为民众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而不是那些大言玄玄的所谓说教。

抚平创伤

自古入蜀者，有几种情况必须分别对待。一是遭受流放、谪贬。四川好像历来并没有一个可供统治者作为流放或贬谪自己“敌人”（其实大多是假想敌）的基地，夔州由于贫瘠艰苦，一度成了一个迁徙流人的地方，但人数不可考，而黄庭坚之被贬谪到涪陵、彭水也只是个案而已。不像宋代的广东、海南等地，也不像清代的宁古塔、新疆伊犁等地，是统治者流放、谪贬“敌人”的一个基地。二是宦游（亦可称游宦，唐初常用，后亦沿用）。这类人比较多，有名的文化人有浙江人陆游，江苏人范成大，河南人刘禹锡、李商隐、岑参，河北人高适、卢照邻，山西人白居易、王勃，湖南人王壬秋等。其他尚有像张子洞这样对吾蜀近现代文化的兴盛产生过影响的官僚。三是逃难。著名的文化人当数杜甫，随后有在唐末逃难至蜀的一些名门望族，对宋代蜀学的兴盛起了较大的促进作用。抗日战争时期，许多高校迁蜀，学者、教授、作家大批至川，对当今四川的文化积淀也铺垫了一定的基础。四是不少的商人进入成都做生意并最终定居成都，我们将在后面适时论及。五是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四川历史上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有七次。大多数的人口迁徙都是因战乱和政治原因造成，少数是因为四川能满足其“冒险”之欲望，或者因政府的鼓励性政策而迁入。这七次迁徙分别为：秦灭蜀国后，迁秦民万家充实巴蜀，以便于控制巴蜀；东汉末到西晋，大规模境外移民迁居四川，导因于战乱；唐末五代、南宋初年，大批北方人迁入四川，导因于战乱；元末明初，长江中下游的移民大批入川，因为战乱；明末清初，因为战乱，四川人口大减，土地荒芜，大批长江中下游及南方移民迁入；抗日战争爆发，以长江中下游为主的移民大量迁入；1949年后，为加强战备及三线建设，大量北方人及江浙人迁入。这些大规模迁徙中导因于战乱者，其实和杜甫的逃难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因其规模较大，以及杜甫有名，将二者均单独列出，以便于对其间所蕴藏的问题加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