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如此皇帝（第2/4页）

何况，即便大家都是海瑞，也并非没有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大家都是海瑞，还要皇帝干什么？难道真的“虚君共和”不成？没有哪个皇帝愿意成为“虚君”。封建王朝早期那些有为之君，更不愿意自己和自己的后代成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真的“政由宁氏，祭则寡人”（国家由权臣管理，皇帝只从事礼仪活动）。这种心态不能完全说是自私。因为大家都是海瑞，皇帝自然省心。但如果大家都是严嵩，还能省心吗？那时候，皇帝就得考虑脑袋还长不长在自己身上的问题了。

事实上，靠道德或礼仪来治国，是完全靠不住的（这一点我们前面已多次讲过），这才有了明代的特务政治。雍正总结历朝历代的经验教训，认为德治和礼治并不可靠（但也不能放弃），特务政治弊端甚多。惟一的办法，是实行“人治”。不过这种“人治”，有特定的涵义，那就是：除了皇帝，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充当这种统治的主体。因此准确地说，它应该叫做“帝治”——皇帝一人的统治。

雍正以前，中国政治的主要形式，是德治与礼治。人治只是某些特殊时期的现象，而且其主体既不一定是皇帝（比如曹操是丞相，武则天是皇后和太后），也没有相应的制度来保证。相反，不少皇帝还无法行使治权（比如年纪太小）或主动放弃治权（比如明的万历）。其结果，则是任何王朝都不可能真正“长治久安”，改朝换代总是不可避免。显然，惟一的出路，是确保皇帝的“一人政治”，使皇帝真正成为国家意志的惟一代表。密折制度的意义，便正在这里。

所以，密折制度并不仅仅是用来搜集情报和监控官员的，它还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协商和秘密决策的手段。雍正朝许多重要的改革举措和重大决策，比如摊丁入亩、改土归流、疏浚运河等，都是先通过密折广泛征求意见，反复商酌再作决定，然后再由朝廷正式下达指令，向全国推行的。这种政治协商和征求意见，为什么不能采取御前会议等形式公开进行，而要诉诸密折呢？这里面有雍正皇帝很深很细的考虑。召开御前会议，公开进行讨论，有诸多不利。第一，到会的都是中央部门的官员，地方上的意见听不到。第二，发言人不是揣摩皇上旨意，便是惟首辅、宰臣的马首是瞻，不能畅所欲言。第三，如引起争论，有伤和气，也容易导致门户朋党之争，不利于安定团结。第四，等于将尚不成熟的考虑公之于众，必然引起各方猜测，甚至引起骚乱和动乱，不利于朝局的稳定。

用密折来咨询，效果就好得多。中央的意见听得到，地方上的意见也听得到，此其一。因为是密折，没有旁人知道，发表意见的人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种种不便公开表露的顾虑、苦衷、难言之隐，都能详尽地予以叙述，使人主对问题看得更透。而且，正因为敢说真话，不必做官样文章，反倒可能触及一些实质性的问题，此其二。因为密折内容严格保密，任何人都不得泄漏，因此不怕官员们私下里串联，形成左右人主思考的舆论力量，此其三。密折讨论具有非正式性，一旦发现有所不妥，立即就可收回，不会造成任何不良影响，此其四。雍正这一手，应该说很有道理，也相当高明。

雍正利用密折制度，不但避免了许多决策错误，少搞了许多“拍脑袋工程”，而且掌握了大量情况。密折不是正式的文书，没有什么条条框框，也就可以无话不谈。事实上雍正也是这样要求的。他曾告谕有权密奏的官员，要他们多多汇报情况，诸如地方政事的利弊，地方官员的勤懒，顶头上司谁公谁私，下属官员谁优谁劣，军营是否纪律严明，气候是否风调雨顺，老百姓的生计如何，风俗是否淳朴，甚至米价、菜价，冤案、奇案，“悉可以风闻入告”，而“不必待真知灼见”，只要有可以调查的线索就行。因为密折只是反映情况，并不作为立案的依据，是非最终仍由雍正判断，所以讲错了也没关系。

这又是雍正的过人之处和高明之处。本来，密折是一种很危险的东西。它容易和告密联系在一起，甚至变成告密的一种方式，弄不好就会让人主上当受骗。所以康熙说：“令人密奏并非易事。偶有忽略，即为所欺。”谢济世也说：“告密之例，小人多以此谗害君子。首告者不知主名（不知是谁告的），被告者无由申诉，上下猜忌，君臣相疑。”然而雍正却把毒药变成了良药，玩火而不自焚。办法也很简单，就是“兼听”。也就是扩大有权密奏的范围，广泛地听取意见，使自己不至于被个别人的言论所左右，从而作出正确判断。他也允许被告申辩，只是不讲原告的名字。这样，一旦属实，举报者可以得到保护；万一被诬，被告人也能洗刷冤情。所以，武则天建立告密制度，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雍正帝建立密折制度，却保护了不少好人。因为某官被上司弹劾，雍正却能通过别的途径了解到实情，正所谓“大吏虽欲挤之死，而皇览独能烛其微”。难怪章学诚要认为那些“清节孤直之臣”能生逢雍正之世实在是万幸，是“虽使感激杀身，亦不足为报”了。

的确，对于不少人来说，遇到了雍正，真是摊上了一个好皇帝。

雍正十分重视用人问题。他多次说：“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耳！”这个道理，不少人都懂得，“尊重人才”的口号也喊了多年。问题并不难在知道用人的重要，而难在下面两个问题：怎么用？该用谁？这又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什么是人才？

对于这个问题，历来有两种看法。这两种看法，又可以归结为两个原则，即道德原则和能力原则。前者认为，德比才更重要。一个人，如果有才无德，就宁可不用。这种观点导致的后果，往往是“宁要听话的饭桶，不要不听话的人才”，或“宁要奴才，不要人才”。后者则主张“惟才是举”。只要有能力，有才干，不仁不孝、盗嫂受金也不要紧。这种主张的后果，便难免文人无行，小人当道。当然，大家公认，最理想的还是“德才兼备”。问题在于，不能兼备怎么办？你是要德呢？还是要才？

雍正主张换一个角度来考虑问题。他很赞赏鄂尔泰的一段话。鄂尔泰说：“事有缓急难易，人有强柔短长。”一个人，如果用得不是地方，那么即便是有能力的人也可能没有效益，即便是有道德的人也可能耽误国事。相反，如果用得是地方，那么，即便是常人也能有所作为，即便是小人也能做好事情。总之，因才，因地，因事，因时来使用人才，那就一定能做到“官无弃人，政无废事”（安排职务没有不可用之人，施行政治没有办不成的事）。道理很简单：人和事都各得其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