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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绘画的同时，她满怀热忱地投入了对难民儿童的艺术教育。她已经不能放弃在维也纳开始的艺术教学实验。那是她的专业。她以前的一个学生是一位幼儿教师，不久也加入了她的工作。弗利德的教育显然是成功的，她的学生作品展让人们看到，那不仅仅是一些美丽的图画，同时还呈现了孩子们的内心。

她的朋友希尔德回忆说，弗利德和孩子们是如此融洽。希尔德最喜欢听弗利德讲孩子们的事情。有一次，一个孩子问弗利德，教堂是什么呀？弗利德回答说，教堂是上帝的家。孩子想了想说，您说错啦，上帝的家是在天堂，教堂是他的工作室。还有一次，一个孩子对弗利德说，我能和您谈谈吗？弗利德说，可以啊。就请她在自己对面坐下。过了一会儿她问，你要谈什么啊？孩子说，我就这么坐坐行吗？孩子其实就是想靠近她，和她待在一起。她的精神家园挤进了一群孩子，他们共同在创造和建设这个家园。

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九日，三十八岁的弗利德结婚了，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经过多年孤独的长途跋涉，如今，在每天路途的尽头，终于有了一盏专为自己点亮的暖暖灯光，蒙蒙的窗帘后面，有了一份单纯的感情和期待。

并非只有弗利德凭着自己的本能，理解自由的艺术思维对人类进步的意义。在一九三七年七月，有两个艺术展在慕尼黑开幕。一个在最知名的慕尼黑艺术博物馆的主要画廊，展览名为“德国艺术的伟大展出”。另一个画展的展出场地在仓库，主题是“堕落艺术展”。通过这样“黑画”的具体展出，希特勒试图让民众知晓，什么样的艺术思维，将不再被他所建立的社会容忍。在“黑画展”开幕的那天，希特勒发表演说，“艺术领域混进了外行，今天他们是现代的，明天他们都将被遗忘……”。可是，多年以后，希特勒赞赏吹捧的那些画家已经被人们忘记，而那个“黑画展”的作者，包括Otto Dix，Ernst Ludwig，Oskar Schlemmer，George Grosz，Ernst Barlach，德国印象派画家和一些德国的犹太人画家等等，他们每一个人，都在今天被人们记住和重新认识。

一九三八年三月，德国占领奥地利。当时的意大利、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政府都站在了纳粹一边。一九三九年初，大部分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土，已经在纳粹的控制之下。捷克斯洛伐克已经不再是一个安全的国家。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德国纳粹在这个夜晚，大规模地袭击犹太人，无数犹太人拥有的商店被捣毁，玻璃橱窗被砸碎，满地都是闪亮的碎玻璃，这是历史上有名的水晶之夜。维也纳也传来消息，弗利德当年设计的作品，不论大小，几乎被尽数砸光。弗利德所有的朋友都在做进一步逃亡的准备，周围是一片惊慌的气氛。不论是已经逃离，还是在准备逃离，朋友们都关心着既是犹太人又是知名艺术家的弗利德，告诉她必须尽早离开。

可是，人们发现，所有这一切噩讯对弗利德几乎没有影响。她仍然在忙着她的绘画和儿童艺术教育。她以前的合作同伴已经逃亡到伦敦，来信希望她去；她的老朋友安妮和她丈夫，给她寄来了移民巴勒斯坦的证书；她手里持有随时可以离开的护照。她不走的原因只有一个：逃亡对她的丈夫巴维尔已经太晚，他不可能再取得护照了。她没有离开步步逼近的危险，只是循着自然也是必然的选择，她要和丈夫留在一起。她坚守的是自己的一个世界。她没有清晰高扬的目标，只是顺从自己已经成为本能的逻辑。

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二年，弗利德和丈夫巴维尔离开布拉格，开始往乡间躲避。他们来到罗诺弗（Hronov），那是巴维尔出生的小镇，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弗利德写道：“这里是如此祥和，哪怕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都坚信，有一些东西，是邪恶永远无法战胜的。”

美术界依然在关注弗利德。一九四〇年，住在伦敦的美术经纪人，提出要展出弗利德的作品，并且把她带到伦敦去。那年八月，《弗利德画展》在伦敦的圆拱画廊开幕，展出了她的风景、静物和花卉，弗利德本人却没有到伦敦出席。

随着德军对捷克斯洛伐克的逐步占领，情况在恶化，针对犹太人的法规越来越严苛。一九三九年，弗利德和巴维尔失去了工作。一九四〇年，他们进一步转移到罗诺弗附近的一个村庄。在那里弗利德开始鼓励巴维尔学一门木匠手艺，以应付不可知的未来。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他们又被迫几次搬家。他们的生存除了依靠勇气和希望，还倚仗着当地一些非犹太居民的帮助。

一九四二年，希特勒决计大规模扫除犹太人。这年春天，巴维尔的母亲和大哥大嫂，被驱离遣送。他们后来很快死在不同的集中营，巴维尔的母亲在毒气室被谋杀。

在那里最后的几个月，弗利德停止了绘画。巴维尔家的三口人分别死在集中营的消息陆续传来，而越来越多的人被遣送走。一九四二年的深秋，弗利德和巴维尔被遣送的通知，终于到达了。对许多犹太人来说，他们不是非常清楚遣送的意义，但弗利德和她的丈夫，由于亲人的厄运，对自己的命运更少抱有幻想。可是她异常平静，当地的小店主回忆说，弗利德走进她的商店，对她说，“希特勒邀请我去赴会呢，您有什么保暖的衣服吗？”小店主给了她一件灰色的外套，又暖和又结实，怎么都不肯收钱。弗利德最后送了她一张画。

她的朋友希尔德闻讯特地从汉堡赶来，为着给老朋友一点支持。她们一起装箱，又一次次拿出来，重新装过。一个人只能带五十公斤，她们无助地犹豫着，是带一个勺子，还是两个？为了耐脏，弗利德把床单染成深色。希尔德发现，弗利德是那么自然地又在想着可以继续她的儿童艺术教育。她染着被单说，这些也可以在孩子们演戏的时候做道具，假如染成绿色，孩子披着，就可以象征森林。弗利德还在盘算，是不是给她未来的学生带了足够的纸和笔。

“有那么多需要考虑的细节，”希尔德说，“她连害怕的时间都没有。”

巴维尔和弗利德经过中转站，在那里，他们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搜走了。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七日，他们抵达特莱津，成为囚徒。弗利德的编号是548，巴维尔是549。同时抵达的共有六百五十名犹太人，在一九四五年“二战”结束的时候，他们中间只有五十二人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