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母亲不是犹太人（第2/3页）

我撑了一年才离开拉巴特，丢下里欧回到伦敦。那一年里，我常幻想自己是《北非情人》[16]的女主角。我试着融入这个人人头戴土耳其毯帽的中古世纪之城，并且在马拉喀什（Marrakesh）色彩缤纷的市集里与地毯业者讨价还价，又或者走在拉巴特乌代亚（Udayas）旧城区里的蓝白巷弄内，在那里大西洋猛烈冲击岸边，仿佛要毁灭岸上马穆鲁克（Mamluk）所建造的壁垒。然而当我游走北非街头时，身后永远跟着一个唠叨、不受控、走路摇摇晃晃的小孩，他总爱问我：“妈妈，我们什么时候要去找卖蜗牛的？我这次想吃二十六只。”他之前的最佳纪录是十八只。这道摩洛哥佳肴摊后的男人对我说：“你儿子会让许多女人心花怒放。”据说这道蜗牛汤加了十四种具有催情效果的草药。他只是想与我们攀谈、闲聊，但听见这句话只会令我加速离去。基兰与我漫步回古老的城市迷宫内，继续与摊贩喊价好消磨时光。我永远无法勇敢地把一切抛在脑后，让自己彻底沉浸在摩洛哥中世纪古城的迷宫之中。当漫漫长日将尽，我会拖着酸痛的双腿带着儿子搭上行驶于滨海公路上的公交车返家。吃下两打蜗牛的他如今睡在我大腿上，一想到他如此信任我，我的心就被罪恶感与自我怀疑压得不断发抖。

离开摩洛哥之后，我非常迅速地在伦敦重建生活。我有一份全职新闻编辑的工作、一位德国保姆。突然之间我的生活有了全新样貌：儿子、保姆与我三人一起生活，而我奔走中东的丈夫每两个月会来探视我们一次。我的伦敦生活十分繁忙，我有知己好友，还有一份很棒的工作。这样看似完美的生活维持了一段时间。

我穿梭在社交聚会与摇头派对之间；我和我最亲密的友人3一位名厨兼中餐食谱作家，一起烹饪，一起在伦敦各高级餐厅享用美食；里欧旅外工作期间，我屡次幻想要以出轨作为报复，但终究未曾实现；我努力尝试在伴侣缺席的日子里独自享受生活，但仍宣告失败。最终，当我们的宝贝女儿玛亚在基兰出生八年后诞生时，我发现自己无法继续在伦敦如此过下去。身为两名幼子的母亲，我想紧紧跟在里欧身边，我开始想象自己可以当个更知足常乐的女人，可以像我母亲一样放下所有的自我需求，像我婆婆一样信任丈夫，盲目效忠丈夫指派的工作与任务。我脑中不断想着：“BBC的工作有什么了不起？为了爱，为了守护这份幸福，我什么都可以放下。”我只想沉浸在与里欧共处时所感受到的浓烈幸福之中。我当时在新闻编辑室任职区域编辑，正处于发展事业的黄金时期，但没多考虑便申请了停薪留职一年。我的上司们难以置信地看着我，仿佛我是个叛徒。他们不但视我为得意门生，还升迁我的职位，我却背叛了他们。

某个美好的日子里，在我情绪亢奋之际3甚至比我有如女超人般胆大妄为的二十几岁时所经历的迷幻药之旅还亢奋3我告诉里欧我会随他一起去叙利亚。当时他又提起移居中东的计划，而那正是他想去的地方。里欧说，当年他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学习阿拉伯语时遇见了最棒的老师，他想要继续向他们学习，然而封闭的叙利亚政权拒绝让他以记者身份在大马士革定居。我们推测是因为当年他在大马士革留学一年研读阿拉伯语时，叙利亚政府已把他的犹太人身份登记在案。那段时间他正经历一段宗教觉醒，前去参访了该国仅存的几座犹太教堂，他认为他的行径一定是被叙利亚秘密警察记录下来了。我怀第二胎期间，某次假期我们前往大马士革旅行，结果“不是那么秘密”的秘密警察证实了我们的推测。里欧在机场被审问了好几个小时，这段期间他们肯定会在他的档案里添油加醋写上几笔，他们拷问他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甚至我父母和祖父母的姓名，只为了再度确认和重建他的犹太族谱。那回旅行之后，他屡次申请叙利亚签证遭拒，甚至被置之不理。里欧推断他只能暂时搁置他的大马士革梦。因此他联系两家报风严谨的英国报社，自愿前往约旦首都安曼（Amman）担任特派记者。那时关于美国即将攻打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赤色政权的谣传不断，那些报社编辑很开心能找到这位充满热情且操着一口流利阿拉伯语的年轻的中东专家自愿深入战区采访。几个月后我们到了安曼，在那里住了一年。那一年里，里欧经常前往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替几家英国主流报纸采访伊拉克战况。

住在安曼的十三个月里，正逢伊拉克战争揭开序幕，我当时没想过这将会是我与里欧日后中东生活的缩影。待在约旦的那段日子里，每当里欧前往巴格达时，我不只要担忧自己与两个孩子独自住在不友善的环境里，并且当新闻传来巴格达暴动者绑架并破头杀害西方人的消息时，我总是胆战心惊。

当英国从安曼撤离侨民时，我便离开了那座城市，带着玛亚和基兰来到波斯湾，那是我们印度之旅的第一站。

当我们人在阿布扎比（Abu Dhabi）时，气温上升至五十摄氏度，我焦躁地在阿联酋（UAE）的首都游晃，把赤足埋在柔软的绿草间。在距离我不到一公里处，有片广阔的沙地往东延伸至阿曼湾（Gulf of Oman），往西横跨沙特阿拉伯，一路直到红海亚喀巴湾（Gulf of Aqaba）东岸。处在阿布扎比修剪整齐的公园里，我待在凤凰木树荫下开心地与南亚工人用印地语交谈。这个国家里，从清扫街道到经营百货公司，每个角落都有南亚工人的身影，唯独政府办公室与机场入境审查单位例外。这些职位都由一身全白的男子把持，这些波斯湾阿拉伯人头戴招牌白色阿拉伯头巾，身着白色长袍。

我从阿布扎比飞到迪拜好逃离一场战争，那场战争在接下来的几年内，给中东历史与整个世界都留下了可憎且持续的影响。我在迪拜搭机前往下个目的地印度次大陆，第一站是德里。接下来三个月内，当我的小女儿在孟加拉国村落里试图伸手拿一桶水时，踏出了人生第一步；而她在一家迪拜商场模仿一位售货员说话时，吐出了生平第一个清楚的阿拉伯词“mish mushkil”，意思是“没问题”。

美国与伊拉克间战火仍猛烈之际，我带着一双儿女回到伦敦。玛亚满两岁时，我又回到BBC工作，重回熟悉的新闻编辑室。我很幸运，因为新闻机构有一项政策，支持女性职员延长产假。每当我发现自己只身带着两个孩子待在伦敦，这份工作总一次次把我从抑郁边缘救回。

里欧继续在巴格达工作了一年，而我每天在伦敦撰写许多关于伊拉克战争的新闻故事。许多夜里我会从噩梦中惊醒。每当新闻报道又一名外国记者失踪时，我会索性不看、不听，好推开这令人不安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