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马季老师二三事（第5/6页）

正在这时，刘伟和戴志诚出现在现场，一问才知道，那个大巴半道抛锚了。车停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想打个电话都找不着。 经过研究，演出改在第二天。观众算是打发走了，余声守着马季难过，她正在掉泪，一看见刘伟和戴志诚进来不知为什么突然破涕为笑。原来她看见戴志诚穿着一双高跟鞋。一问才知道，大巴车停在半道，有个女演员脚冷，戴志诚天生脚小，和那个女演员穿一个号的鞋，为了给这个女演员的脚保暖，戴志诚和她换了鞋穿，所以穿着高跟鞋来找我们。

我是个作者，不经常和演员们出去，那天所遇到的事情让我感慨万千，只有亲身经历，才能体会到演员有多么不容易，也通过这件事看到群众如此爱戴马季。马季真是一个杰出的艺术家，那次演出除了坐车就是乘船，每到一处山村水寨，观众一见到马季，那种景仰之情一语难表。我亲身感受到马季在社会中的广泛影响，我觉得有这样的老师，从心里感到欣慰。

新加坡三人行

我忘不了那次与马季、赵世忠一起去新加坡的有趣之事。一般的业务强手往往是日常生活中的弱者。就拿我们三个人来说吧，加起来一对半笨人。先说马季，他是团长又是名演员，走到哪儿底下人都给安排好了，根本用不着他操心。虽说后来不当团长了，有事徒弟都给办了，什么买车票、拉行李、填各种表、吃饭等等，都有人伺候。再说赵世忠老师，他生活在一个传统的中国家庭，老伴是家庭妇女，他在外面赚钱，把钱交给老伴就什么都不管了。按他自己说的别说是裤衩，他连袜子都没有洗过，也是个让人伺候的主。我是他们的学生辈，但是我在家也是个油瓶子倒了都不扶的人。我每次应事，都是谁请谁给办，自己是吃凉不管酸。我们三个人一起出去，都是让别人伺候的人，遇到情况经常大眼瞪小眼。

在机场过安检时就遇到了麻烦，因为要填表，赵世忠没填过也不知怎么填，我也不知道有这个手续，马老师倒是出过几次国也没填过。但是他知道如果身上带着美金好像得告诉安检人员。在三个人大眼瞪小眼的片刻，马季想起了这件事，他想问赵世忠带多少美金，就问：“你带了多少？”赵世忠说：“两瓶。”马季没听懂，说：“什么两瓶？”赵世忠说：“二锅头！”等弄明白我们三个人都笑出了眼泪。

到了新加坡，因为请我们的是一个民间团体，一切开销都非常节省。住的是租来的三室一厅私人住宅，里边有简单的设施，如煤气灶、洗衣机、电视设备等。其他就没有了。

我与马季（左），赵世忠（右）

因为住在非宾馆，还是有些不方便。比如，马老师带去很多衣服，为了应酬他要不断地换衣服。换没问题，只是换下来的衣服没有人洗。这要是在宾馆可以把衣服送到洗衣间，只要肯花钱就行了。如今不行，有钱都没辙，烧香找不着庙门，看着那堆衣服，三个人一筹莫展。我想给洗，马老师不让，让也不敢洗，因为马季老师的衣服都是好衣服，我怕洗坏了。赵世忠是个连袜子都不会洗的人更别指着他了。正在无计可施的时候，马季有个马来西亚的徒弟姚新光来看我们。说起姚新光在马来西亚也是赫赫有名，人称“马来西亚相声之父”。这里有段插曲，在北京的时候有人请我搞节目，我住在北京国安宾馆，那时候指定个人消费，一个人一顿饭不得超过15元，我和朋友吃饭净凑合，要两扎啤酒就没菜钱了。那天，两个人正发愁，突然有人走到我跟前问事，说自己是马来西亚来的华侨，我问他知道姚新光吗，那个马来西亚人说认识，于是我们二人聊了起来。那个人说你们过来一起吃吧。我还有些不好意思，那人说边说边聊，姚新光不是外人，我们有生意做的。没想到借着姚新光的名吃了一个酒足饭饱。这次姚新光来看师父，是带着他夫人一起来的。我脑子一转有了主意，就跟姚新光商量了一个计策，我假装要洗衣服让姚新光老婆抢着给洗了，这样马季洗衣服的问题才得以解决。

新加坡这个国家有欧洲人、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四种人。英语是母语。另外，每种人还可以再选第二种语言，如华人的另一种语言，就可以选汉语。华人为了推广汉语，相声这种形式在这个国家很受欢迎。1998年马季、赵炎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几位相声演员，应邀到新加坡电视台录制13集相声节目《笑一笑，少一少》，与近百名现场观众一起度过了许多个充满欢乐的夜晚。这一相声系列节目在拍摄的时候，没有人预料到它会在新加坡乃至马来西亚掀起相声热潮。从那时起，新加坡每年都要举办相声比赛，这次三人行，马季、赵世忠和我就是评委。另外，马季老师还要给他们做示范演出。比赛完后，为了繁荣相声创作，我还要留下来给相声爱好者讲创作课。

虽然改革开放了，中国人出国的机会比以前要多一些， 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人出国，那也真是一件很光荣的大事。这次出国虽说去新加坡，但全家人也还是为我高兴。因为我这人很随便，家里人怕我丢丑都嘱咐我，说出门领带别戴歪了；扣子要系好，别张三的帽子给李四戴上；尤其是裤子口别敞着；吃饭的时候要有礼貌别冲别人打喷嚏……话都说到这分儿上了，我说我随便也不会冲别人打喷嚏啊！也是因为我这人平时太不讲究了，不拘小节，所以家人才格外叮嘱我。

这次出去我想带点美金买点需要的东西，我完全可以从朋友那里借钱走。然而，我没有借。因为我在银行里存着600美金。可是这钱还不能取，因为没有到日子，还差这么五六天，如果提前取就没有利息了。但我又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手里有钱为什么要向别人借呢，我是为了利息，那别人呢？所以我就让我爱人给取出来了，我爱人也支持我，但也很心疼。我们那时候没有钱啊，她从银行取了美金是掉着泪交到我手里的。马季老师几次和我说，没带着钱，他那儿有，我说我带着呢，也没什么可买的。

1990年国内商店还很单调，衣服品种、款式也极一般，手表就那么几种。到了新加坡让我感觉像到了另一个世界一样，拣着新鲜的北京没有的买，我挑了一台日本索尼牌的半导体收音机，这个机子当时在北京很时兴，另外还买了个戒指。别的就不敢奢求了，主要是也舍不得花钱。马老师一再要给我钱，我没要。我们出去基本没有什么花钱的地方，马季老师那里有好多朋友，今天这个朋友请，明天那个朋友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