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我们的社会遗产（第2/5页）

经济学试验

传统经济学理论基于这样的假设：将物质私利最大化这一内在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人类行为。然而，一系列经济试验证明，事实远非如此。

在“最后通牒游戏”中，志愿者被随机配对成“建议人”和“回应者”，但并不知道彼此的名字，也不会碰面。“建议人”得到了一定数目的金钱，并且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分给“回应者”一部分。“回应者”可以表示接受或是拒绝。如果“回应者”表示拒绝，那么两人将一无所获；如果“回应者”表示接受，那么两人就按照这一方案分走这笔钱。

每一组只进行一次游戏，因此没有理由为了迫使“建议人”提出更加慷慨的报价而拒绝金额较少的报价。因此，从私利出发，“回应者”应当接受任何报价，而“建议人”应当提出尽可能少的报价。

试验表明，黑猩猩的行为果真如此，但人类的行为并不是这样。实际上，在发达社会中，“建议人”提出的报价一般在43%至48%之间，最常见的报价则是50%。我们倾向于牺牲自己的利益，与此前从未谋面、此后也不再有交集的陌生人平等地分享一笔财富。

“回应者”往往会拒绝低于20%的报价。“回应者”不惜损失这笔钱，也要惩罚贪婪的“建议人”。这种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也要惩罚他人的欲望，被称为“利他性质的惩罚”。这种惩罚对于强化合作行为、防止他人占小便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尽管“最后通牒游戏”这项研究与各个社会的不平等状况无关，但其考察的仍是人们与他人分享财富的行为平等与否，考察的是人们愿意以何种方式对待他人（即使与这些人素昧平生，甚至会牺牲自己的利益）。“最后通牒游戏”的结果表明，人们更加愿意平等地对待他人，这对现实中存在的不平等状况构成了极大挑战。

黑猩猩与倭黑猩猩

有些灵长类动物社会等级更加森严。对这些灵长类动物社会制度的差异进行考察，我们往往会感到，冲突的严重程度、社会关系的质量和两性之间的关系都会受到其等级制森严程度的影响。人类当然不会拘泥于某一种社会制度。我们有着良好的适应性，既可以生活在非常平等的社会里，也可以生活在等级森严的社会里。然而，等级制对于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也产生了类似的影响，虽然决定人类行为的因素主要是文化，而非本能。我们在第4章中发现，等级较不森严的社会受男性支配的程度也较低，女性的地位更高。类似的，在更加平等的社会中，社会关系也较为平和；人们彼此之间信任程度更高，社群生活更加活跃（第4章）；暴力事件更少（第10章）；惩罚措施更为宽大（第11章）。

大约在600万至700万年前，进化树发生了一次分裂，由此出现了两种类人猿：黑猩猩与倭黑猩猩。从基因上看，二者与人类的亲缘关系同样接近，但它们的社会行为却有着惊人差异，代表着解决争夺稀缺资源这一霍布斯式问题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

一群黑猩猩受到一只居于支配地位雄性黑猩猩的统领，它在体型、力量和组建联盟（常常需要获得雌性的支持）的能力上都占据优势。对于任何物种而言，等级高低决定着获取稀缺资源的机会是大还是小。对雄性而言，与雌性交配也属于稀缺资源。等级次序是通过频繁的竞争和展示武力得以确定和维持的。灵长类动物学家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和弗兰斯·兰廷（Frans Lanting）写道：

黑猩猩通过精致的仪式向他者表明自己的地位。尤其对于雄性而言，一只黑猩猩会匍匐在地上，喘着粗气；另一只黑猩猩则站在一旁，作出温和的恐吓状，清晰地表明二者之间的等级关系。（第30页）

另一方面，倭黑猩猩的行为截然不同。与黑猩猩相比，倭黑猩猩的各个群体之间不仅更少发生冲突，而且在两性地位上也要更加平等。雌性倭黑猩猩和雄性同等重要，等级制则没那么森严。尽管雄性的体型稍大于雌性，但雌性通常可以优先进食。倭黑猩猩常被称为“友爱、共享”的类人猿，它们常常进行不论性别和年龄的性行为，包括互相自慰。对倭黑猩猩而言，性行为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繁衍后代，还在于缓解压力，避免冲突。正如德瓦尔所言：“性是倭黑猩猩社会的粘合剂。”（第99页）性行为可以缓解冲突，彰显友谊，放松压力。倭黑猩猩通过性行为来避免争夺稀缺资源会导致的冲突。喂食时间显然也是性行为的高峰时段，早在饲养员投入食物之前，雄性倭黑猩猩就已经勃起，雄性和雌性纷纷邀请同性和异性性伴侣来发生性行为。它们还通过同样的方式避免稀缺资源可能引发的其他冲突。

尽管对于人类而言，性行为并非进食的前奏，但用餐依然是最重要的社交行为，无论是家庭聚餐、与朋友聚餐、盛宴，或是圣餐时分享面包与酒的宗教仪式。

德瓦尔和兰廷对黑猩猩与倭黑猩猩的行为差异作出了总结：“如果说，就性与权力这如影随形的两个概念而言，黑猩猩青睐的是后者，那么倭黑猩猩显然更加青睐前者。黑猩猩通过强权来解决与性相关的争议，倭黑猩猩则通过性来解决关于权力的问题。”（第32页）研究发现，也许正是由于这一差异，在完成合作任务时，倭黑猩猩的表现要优于黑猩猩。

那么为何会出现如此不同的结果？有意思的是，研究人员发现，黑猩猩与倭黑猩猩在一段控制着社交、养育后代及性行为的DNA上存在着差异。也许令人感到安慰的是，就这段DNA而言，与人类更加相似的是倭黑猩猩，而不是黑猩猩。这表明人类共同的祖先也许偏爱性行为胜于战争。

善于社交的大脑

我们既可以对萨特（Jean-Paul Sartre）的“他人即地狱”这一论断表示赞同，也能够认识到他人也可以成为天堂；这一事实表明了我们在社会生活中是多么的纠结。人们对影响心血管健康的最大压力来自何处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与他人交往过程中的冲突与紧张关系是日常生活中给人带来最大压力的因素，对情绪会产生即时的和持久的影响”，这种压力比工作、金钱或其他困境导致的压力更加严重。社会互动对于人脑的进化有着重大影响，因为与他人关系的好坏不仅仅事关我们的福祉，还会影响到我们能否幸存和繁衍后代。

灵长类动物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最先指出，各种灵长类动物群体规模的大小（是否独居、结伴生活，或是过着或大或小的群体生活）与其大脑中新皮质所占比重之间存在密切关联，这一点充分证明了上述结论。群体规模越大，我们就需要更多新皮质来应对社会生活。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祖先所处的社群通常要大于其他灵长类，它们大脑中新皮质所占比重也要比其他灵长类高。由于新皮质对于人脑的发育至关重要，因此，我们之所以变得比其他灵长类更加聪明，原因可能就在于我们过着更加复杂的社会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