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社会流动性：机会不平等（第2/3页）

在英国，当收入差距扩大时，富人与穷人之间的隔离同样变得更加严重。富人情愿花费更多钱，与穷人隔离开来。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经济地位不同者彼此隔离开来的现象愈发严重。正如美国贫民窟一样，英国贫困街区的景象同样将下层阶级的穷困状况暴露无遗。

大西洋两岸的研究者都明确地意识到，贫富隔离程度愈发严重，原因在于不平等加剧。穷人集中于贫困地区，会导致生活中的压力和困窘雪上加霜：对需要在其他地方工作的人来说，通勤时间大大增加了；此外他们还面临着更高的交通意外风险、更低的学校教育水平、更加劣质的服务、更容易被黑帮暴力事件波及、生活环境遭到污染等问题。社会学家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在对内城区贫困状况的经典研究中将生活在贫困街区的穷人称为“真正的弱势群体”。美国的两项研究表明，贫富隔离会导致人们的死亡风险上升；另外一项研究表明，更加不平等的城市贫富隔离程度也更加严重。这种状况自然会进一步削弱社会流动性。

品位问题，文化问题

可见，在更加不平等的社会里，社会流动性更低，贫富隔离更加严重。不平等似乎导致社会结构更加僵化，沿着社会阶梯上下流动更加困难。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研究同样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在等级次序更加森严的社会里，社会流动性更受限制。布尔迪厄指出，在金钱与资源等差异的外部，还覆盖着文化差异，后者则是势利态度与偏见的来源。我们都会根据一个人的品位来判断其处于哪个社会阶级：口音、着装、语言、阅读偏好、收视偏好、食物、运动、音乐、是否欣赏艺术等都是我们评判他人的标准。

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人士口音纯正，知道在“文雅的社会”中如何举止得体，还知道教育能够扩大自己的优势。他们将这些见解都传递给了子女，于是下一代同样能够在学校里和工作中取得成功，缔结美好的婚姻，找到高收入工作，等等。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这些人成为了精英，并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精英地位。

人们既可以利用“良好的品位”等社会阶级的标志来维持自己的地位，还可以通过歧视和偏见等手段阻止社会地位较低者提升自己的地位。尽管现代社会主张机会平等这一意识形态，但品位及其反映的阶级问题依然导致人们不敢相信可以改善自己的地位。我们在第8章所提及的“脸谱化造成的威胁”这一试验揭示了他人的看法会对人们的表现产生多么严重的影响。布尔迪厄将精英为维持自己的独特地位而采取的行动称为“象征暴力”，简单来说，我们也可以将之称为歧视和势利。尽管种族偏见受到了人们的普遍谴责，但与之类似的阶级偏见却很少被人提及。

社会中的品位体系决定了哪些品位是高雅的，哪些是低俗的。其具体内容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但品位体系本身一直存在。布尔迪厄于1960年收集的事例如今看上去已经过时，但仍然很能说明问题。他发现，不同的社会阶级喜爱不同种类的音乐：下等阶级喜爱《蓝色多瑙河》的悦耳曲调，上等阶级则喜爱更加复杂的《平均律键盘曲集》；上等阶级喜爱抽象艺术和实验性小说，下等阶级则喜爱具象绘画和情节清晰的小说。然而，要是所有人都开始欣赏巴赫、毕加索和乔伊斯，那么上等阶级又会改变品位，转而欣赏某种新鲜事物——维持精英地位的方式就是重新划定界限。布尔迪厄所描述的现象是一种“文化产品体系”，这种体系中的不平等就如同收入不平等一样，能对人造成深远的影响。

人类学家凯特·福克斯（Kate Fox）在《观察英国人》（Watching the English ）一书中描述了英国社会中代表社会阶级的标志物：例如对话、住所、汽车、服饰、食物，等等。约瑟夫·爱泼斯坦（Joseph Epstein）在《美国版本的势利》（Snobbery: The American Version ）一书中对美国进行了类似研究。两本书都既有趣，又博学，对于我们自己的虚伪表现和他人的糟糕品位，很难不报以嘲笑。

例如，你可以通过某人对晚餐的称呼（“tea”“dinner”或者“supper”）、对母亲的称呼（“mam”“mum”或者“mummy”），以及对外出聚会的称呼（“do”“function”或者“party”）来判断此人是工人阶级、中产阶级，还是上等阶级。

爱泼斯坦认为，势利态度指的是“你坐在宝马740i里，怡然自得地觉得自己比红灯前停在自己车旁的艳俗的卡迪拉克车车主优越；当你得知刚认识的一位女性之子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主修图片新闻，而你自己的女儿却在哈佛大学学习艺术史时，体会到的那种平静的快感”。然而，势利态度和对品位的追逐只不过是一场零和游戏。爱泼斯坦继续指出，某一天，在另一个红灯前，一辆宾利将停在你那可怜的宝马车旁，或者你刚认识的一位女性之子正在牛津大学学习古典文化。

事实上，阶级、品位和势利态度正以无处不在、令人痛苦的方式制约人们的机遇，损害人们的福祉。歧视和社会排斥正是通过这些方式实现的。社会学家理查德·森尼特（Richard Sennett）和乔纳森·科布（Jonathan Cobb）在出版于1972年的《阶级的隐秘伤害》（The Hidden Injuries of Class ）一书中描述了波士顿工人阶级所承受的心理创伤：他们将自己无法过上舒适生活的原因归咎于自己的无能，进而产生敌对、愤恨和羞耻的感觉。近来，社会学家西蒙·查尔斯沃思（Simon Charlesworth）对位于英格兰中部罗瑟勒姆市的一名工人阶级男子进行了访问，这名男子表示当遇到一名中产阶级女性时自己感到很羞耻。尽管两人并未说话，他还是立刻感到了自卑和羞愧，进而变得敌对和愤怒：

那天，我来到了社保办公室。这个势利的女人苗条、迷人，是个中产阶级，她旁有一个座位。我不愿意坐在她旁边，我觉得我做不到。我意识到我超重了，我开始汗流浃背，笨拙地踱来踱去。我只是想着“不，我不能坐在那儿，我不想把她撵走”。我不想感到她是被我撵走的，我不想打扰这些人……我知道自己会冒犯到她们的……她们总是一脸嫌弃地看着我，就像我是入侵者一样。我马上就感到自己不应该待在那儿，但我又没有办法离开。这也是一种暴力行为。就像有一座屏障似的，在告诫你：“听好了，下等人（声音变高了，带着愤怒和痛苦的情绪），别靠近我！你在我的地盘想要干什么？我们付钱就是想远离你们这些人渣。”这种感觉无处不在，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看待她的表情就和她们看待我一样。我想：“得了吧，我压根就没坐在你旁边。”否则她会感到不舒服，这也会令我感到难堪（声音再次变高，带着愤怒和痛苦的情绪）。你知道我想说的是什么吗？告诉你吧，似乎大家都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你知道她们的感受，你能感觉到她们的感受。他们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她们有好看的身材、衣服等等，她们自信，还有那种态度。我们什么都没有（声音变得低沉、悲伤），我们什么都得不到。我们来到这里，就好像被打败了一样，拖着脚步走进来，真想找个地方躲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