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暴力：为了获得尊重（第2/4页）

不过，尽管年轻男性的暴力倾向似乎部分地源于与争夺异性相关的心理进化过程，但大多数男性并不暴力。那么，为何有些社会比其他社会能够更好地预防或控制暴力冲动呢？

不平等是一种“结构性”暴力

简单的答案是，不平等状况的加剧导致对于社会地位的争夺变得更趋激烈：社会地位变得更加重要了。与本书讨论的不平等会导致的其他后果相比，人们更加清晰地意识到并接受了不平等对于暴力行为的影响。在本章中，我们将展现暴力行为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所考察的国家与时间段与此前各章相同。关于不同的国家或是不同的时间段，其他研究者发布了许多类似的图表，例如世界银行的研究者就绘制了一幅囊括1970至1994年间五十多个国家情况的图表。大量证据清晰地表明，更严重的不平等状况意味着更高的凶杀案犯罪率。早在1993年时，犯罪学家谢（Hsieh）和皮尤（Pugh）就撰写了一篇书评文章，用35起案例对收入不平等与暴力犯罪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除了一起案例之外，其他案例均表明二者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当不平等加剧时，暴力犯罪率也会上升。凶杀与袭击事件与收入不平等的关联最为密切，抢劫与强奸与收入不平等的关联稍弱。在考察新近发表的研究时，我们也发现了同样的关联。从曼哈顿到里约热内卢，在城市中更加不平等的区域，凶杀案也更经常发生；在更加不平等的美国各州、城市和加拿大各省，情况同样如此。

图表10.2使用的是来自联合国“犯罪趋势及刑事司法体系行动调查”的数据，表明各国的凶杀案犯罪率和收入不平等之间均存在关联；图表10.3使用的是来自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数据，表明在美国国内也存在同样的关联。图表10.2中各个国家之间的差异十分巨大。美国再一次位居榜首，其谋杀率为每百万人64起，是英国（每百万人15起）的四倍多，日本（仅为每百万人5.2起）的12倍多。与其他章节的图表相比，有两个国家在这张图表上的位置有些异常。新加坡的凶杀案犯罪率要远低于预期，芬兰则要高于预期。有趣的是，尽管国际上枪支持有状况与暴力犯罪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例如，枪支持有状况与受害者为女性的谋杀案之间存在关联，与受害者为男性的谋杀案之间则不存在关联），但联合国关于枪支管制的国际研究显示，芬兰的人均持枪率最高，新加坡则最低。尽管存在两个例外，但我们依然可以确认不平等与凶杀案犯罪率之间存在关联。

图表10.2：在更加不平等的国家，凶杀案更经常发生。

图表10.3：在更加不平等的美国各州，凶杀案更经常发生。

就美国的情况而言，尽管我们无法获得怀俄明州的数据，但不平等与凶杀案犯罪率之间的关联依然十分显著，而且各州之间的差异与各国之间的差异一样巨大。路易斯安那州的谋杀率为每百万人107起，是谋杀率最低（每百万人15起）的新罕布什尔州和艾奥瓦州的七倍多。不平等程度相对较低的阿拉斯加州，凶杀案犯罪率远高于预期；纽约州、康涅狄格州和马萨诸塞州则低于预期。在美国，每三起谋杀案中就有两起是枪杀案，在人均持枪率更高的州，凶杀案犯罪率也更高。在图表上列出的各州中，阿拉斯加州的人均持枪率最高，纽约州、康涅狄格州和马萨诸塞州则位居人均持枪率最低之列。将枪支持有状况考虑在内，我们发现不平等与凶杀案犯罪率之间的关联会进一步稍稍增强。

无情世界里的避难所

我们已经认识到了更加不平等社会的某些特征会催生暴力行为：家庭生活会产生影响，学校和邻里环境是重要因素，对于社会地位的争夺更是至关重要。

在第8章中我们曾提到，有研究显示更加不平等的美国各县离婚率也更高。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David Popenoe）在《没有父亲的人生》（Life Without Father ）一书中指出，美国60%的强奸犯、72%的青少年谋杀犯、70%的长刑期囚犯都成长于没有父亲的家庭。没有父亲的家庭往往更加贫穷，但这只是催生青少年犯罪和暴力行为的部分原因。那么，为何父亲的角色如此重要？

有研究人员表示，成长于没有父亲的家庭的青少年往往表现得“过度具有雄性气质”，经常做出“具有过度补偿性质的雄性行为”，（第1至2页）]例如危害财产和人身的犯罪，具有侵略性和利用他人的行为，以及对异性的短期征服。我们在第9章探讨青少年母亲这一问题时曾提及“质量优先”和“数量优先”两种策略，上述行为可以被视作这两种策略的男性版本。父亲的缺席也许会促使某些男孩采取不同的生育策略：将重心从维持长期关系转移到争夺社会地位上来。

当然，父亲可以成为孩子的榜样。父亲的存在就足以让孩子们体会到积极的男性气概：如何与异性相处，如何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成年人，如何在独立进取的同时包容他人、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尤其重要的是，对于男孩而言，父亲代表着权威与纪律，没有了父亲的保护，年轻人就更容易受到同龄人的影响，更有可能做出一群年轻人聚在一起时常见的反社会行为。然而，父亲同样可能成为反面教材，有研究显示，尽管与父亲相处时间越少的孩子行为上的问题也越多，但当父亲自己的行为有问题时，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如果父亲经常做出反社会行为，那么孩子们与父亲相处的时间越多，风险就越大。

最重要的因素也许在于，父亲爱自己孩子的方式是继父做不到的。这当然并不意味着许多继父不会充满爱意地抚养并非亲生的孩子，但一般而言，与亲生父亲一同生活的孩子遭到虐待、误入犯罪歧途、辍学、在情感上遭到忽视的可能性都较小。精神病学家吉利根谈到曾接触过的残暴男性时这样表示：

他们在小时候受虐待的程度是我此前根本无法想象的。许多人几乎被殴打至死，被多次强奸或是被迫卖淫，或是遭到身有残疾的父母忽视，以致于生命受到了威胁。至于那些没有经历过如此极端的虐待与忽视的人，我与同事们发现他们都经历了同样严重的情感伤害……只要父母受到了羞辱，就会把孩子当作替罪羊，将羞耻感转嫁到孩子身上，不断地嘲笑与奚落他们。

在更加不平等的社会里，家庭破碎的事例更为常见，家庭内部压力也更大，这导致暴力行为一代一代地反复出现，这种情况与循环往复的青少年生育问题十分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