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物质成功，社会失败（第2/3页）

健康与长寿固然重要，但优质生活还包括其他要素。然而，与健康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逐渐变得平稳一样，幸福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同样如此。和健康状况一样，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人们的幸福程度也迅速上升，然后逐渐变得平稳。经济学家理查德·莱亚德（Richard Layard）在关于幸福的著作中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各国的幸福程度也许深受不同文化的影响。在有些社会里，不表示自己很幸福听上去也许就像是承认失败，在另外一些社会里，声称自己很幸福听上去却很自鸣得意。不过，尽管面临种种困难，但图表1.2依然表明，与预期寿命的情况相仿，最富裕国家的“幸福曲线”也变得平稳了。就这两种情况而言，重大进步都是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取得的，随着国家变得愈发富裕，更加富裕对于人们幸福程度的提高作用也越来越小。在这两张图表中，在人均国民总收入25000美元这个节点上，幸福程度和预期寿命这两条曲线都开始变得水平。不过也有证据表明，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节点可能在更高的收入水平上才会到来。

图表1.1：经济发展只在早期阶段有助于提高预期寿命

随着富裕国家变得更加富裕，幸福程度不再继续提高。我们不仅仅可以通过对某个时间点上不同国家的状况进行比较（例如图表1.2所示）来得出这一结论，还可以观察日本、美国和英国等国家在足够长的一段时间内幸福程度的变化，以检验其幸福程度与富裕程度的关系。证据表明，即使在真实收入翻了一番的这段时期之内，这些国家里人们的幸福程度也并未增加。使用其他指标（例如“经济福利程度”和“真实进步指标”；这些指标试图在扣除了交通堵塞和环境污染等成本之后，计算经济增长的净收益）来衡量福祉程度的研究者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因此，无论我们考察的是健康、幸福，还是衡量福祉的其他指标，结论都是一致的。在较贫穷的国家，经济发展对于增进人们的福祉而言依旧非常重要。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将显著改善各项反映福祉水平的客观指标（如预期寿命）和主观指标（如幸福程度）。但随着这些国家跨入富裕发达国家的行列，收入进一步提高所发挥的作用就会越来越小。

这种情况并不出人意料。当你拥有的东西越来越多时，每得到一样新东西（无论是面包，还是汽车），它为你带来的额外幸福感就越低。当你饥饿时，一条面包就是一切；一旦你已经吃饱了，再来几条面包也不会让你更加满足；当它们变质时，甚至会成为你的负担。

在漫长的经济增长历程中，各国早晚都将达到富足的程度，此时“回报率开始递减”，额外增加的收入所能购买的健康、幸福或福祉越来越少。在过去的150多年间，许多发达国家的平均收入几乎经历着持续的增长，但新增加的财富已经不像曾经那样富有裨益了。

致死病因的变化趋势确认了这种解释。随着国家变得富裕起来，首先开始减少的是贫穷疾病的数量。重大的传染性疾病如肺结核、霍乱和麻疹（如今，这些疾病在较贫穷的国家依然很常见）渐渐地变得不再是最重要的致死病因了。这些疾病消失之后，困扰我们的是所谓富裕疾病，如退化性心血管疾病和癌症。传染性贫穷疾病尤其高发于儿童时期，甚至会造成正值壮年的人死亡，而富裕疾病则多高发于晚年。

图表1.2：幸福程度与平均收入（无法获得关于英国的数据）

另外一项证据同样能够确认，图表1.1和1.2中的曲线之所以变得平稳，原因在于当这些国家达到了一定物质生活水平之后，经济进一步增长所能带来的益处就不再明显。这项证据就是，曾经的所谓“富裕疾病”变成了富裕社会中穷人经常患上的疾病。心脏病、中风和肥胖症等疾病曾在富人中更为常见：心脏病曾被视为企业家的疾病，过去的情况是，肥胖的往往是富人，瘦的则是穷人。但大概从1950年代开始，在各个发达国家，这种情况均发生了逆转。曾经高发于富裕阶层的疾病如今成为了穷人常患的疾病。

环境因素对于增长的限制

富裕国家的经济增长已经无法带来实实在在的益处了。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意识到全球变暖等问题以及环境因素对于增长的限制。为了防止气候变化失控、海平面上升，我们需要大幅减少碳排放，这也许意味着就连当前的消费水平也是不可持续的。如果较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得以提高（这一点是应当的），那么情况就更是如此。在第15章中我们将对如何令本书提出的观点与减缓全球变暖的要求相适应展开讨论。

社会内部与各个社会之间的收入差异

我们这一代人必须为这一问题找到新的答案：如何进一步提高人类的实际生活质量。如果经济增长不再有效的话，我们又应该凭借何种措施？对于这一问题的答案，最有力的线索来自这一事实：社会内部收入差异与我们所处社会与其他富裕社会之间平均收入的差异，对我们产生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

在第4至12章中，我们将关注一系列健康与社会问题，如暴力、精神疾病、青少年生育，以及教育失败。在每个国家内部，这些问题在穷人之中都比在富人之中更为常见。结果就是，似乎往往是更高的收入与生活水平使得人们得以摆脱这些问题。然而，如果我们对不同社会进行比较，就会发现这些社会问题与某个社会的平均收入水平关联性很弱，甚至没有关联。

以健康问题为例。与图表1.1考察富裕与贫穷国家的预期寿命不同，我们在这里仅仅考察最富裕国家的情况。图表1.3中呈现的全部是富裕国家，尽管其中有些国家的富裕程度几乎达到了另外一些国家的两倍，但这并没有带来更高的预期寿命。不过，在任何国家内部，死亡率与收入水平之间都有着密切的、系统性的关联。图表1.4呈现的是美国国内死亡率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关联。这里考察的是美国各个邮政编码区域具有典型家庭收入水平者的死亡率。位于图表右侧的是较富裕的邮政编码区域，这些区域死亡率较低；位于图表左侧的是较贫穷的邮政编码区域，这些区域死亡率较高。我们使用的是美国的数据，然而尽管倾斜程度不一，几乎所有社会的健康状况都呈现出类似的坡度。在社会的各个层次上，较高的收入水平都与较低的死亡率相关联。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仅仅意味着穷人的健康状况比其他人更差。图表1.4的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关于健康状况的坡度是纵贯整个社会的：我们所有人都受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