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批判时政的思潮和讽喻诗歌的兴起（第2/2页）

顾况在艺术表现上与《箧中集》诗人有相近之处，也喜欢用俗白的语言将意思说到极端而趋向于奇险。只是构思更加离奇。如《古离别》：“西江上，风动麻姑嫁时浪。西山为水水为尘，不是人间离别人。”西江之水在人间看来是永恒的，但在神仙看来，已经历经沧桑变化，像这样以普通的生活经验来揣度神仙眼里的世变，直接启发了李贺的奇思。

韦应物（737—790？）京兆长安（今西安）人，是中唐前期有名的诗人，后人多将他与陶、王、孟、柳等山水田园诗人并提。实际上他的诗中颇多兴讽之作，并不是一味恬淡忘怀世事的人。他天宝年间当过宫廷侍卫，任侠负气，后折节读书。一生历任州县官，又在长安洛阳生活过较长时间（所任县宰也主要在京畿附近），因而既能比较深入地体察民生的疾苦，又能对上层统治者的腐败有较清楚的认识。早在他29岁任洛阳丞时，就用法律制裁过倚仗宦官势力、骄横不法残害人民的军士，虽被诉讼，也不肯屈服，由此可见出他端方正直的品格。作为一个从太平盛世过来的人，目睹安史之乱后民生凋敝的惨象，他的感触更深。因此他有相当一部分诗歌反映战后的乱象，指责朝廷的无能。如《广德中洛阳作》诗说：“生长太平日，不知太平欢。今还洛阳中，感此方苦酸。饮药本攻病，毒肠反自残。王师涉河洛，玉石俱不完。”批评朝廷借回纥之兵攻打安史叛军，洛阳虽然收复，却已被掳掠一空。在这类诗里，诗人早年的豪气也时有流露，如《寄畅当》中就有“丈夫当为国，破敌如摧山。何必事州府，坐使鬓毛斑”的壮语。由于安史之乱平后，紧接着就是藩镇叛乱迭起，兵祸连年，派到百姓头上的徭役赋税也无休无止。韦应物作为州县官，直接受到催租赋的压力。他的很多诗就从这一角度反映了百姓在迫促繁杂的徭赋下无以聊生的困境，以及自己夹在中间进退两难的心情。在高陵宰任上，他说过：“兵凶互相践，徭赋岂得闲。促戚下可哀，宽政身致患。日夕思自退，出门望故山”（《高陵书情寄三原卢少府》）。到滁州后，所作《重九登滁城楼》、《答崔都水》、《答王郎中》等诗都反复写到：“凋散民里阔，摧翳众木衰。”“甿税况重叠，公门极熬煎。责逋甘首免，岁晏当归田。”从中可以见出由于战乱而加重赋税、又由此而造成“邑里但荒榛”的景况。到了江州这样富庶的地方，同样是一片破败：“斯民本乐生，逃逝竟何为。旱岁属荒歉，旧逋积如坻”（《始至郡》）。由于韦应物历任京畿和江淮诸州县，因此仅从他这些诗篇中就反映出从两京到江淮广大地区的人民不堪战争重负的严重社会问题。更为可贵的是，他的《观田家》甚至能从田者终年辛劳因租税不已而不得温饱的事实，联想到自己的不耕而食，深感惭愧：“仓廪无宿储，徭役犹未已。方惭不耕者，禄食出闾里。”《寄李儋、元锡》诗说：

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又一年。世事茫茫难自料，

春愁黯黯独成眠。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

闻道欲来相闻讯，西楼望月几回圆。

在离情、乡思、孤独等种种复杂的愁绪之中，最折磨诗人的还是愧对所在州邑离乡流亡的百姓。韦应物反映现实的诗歌，主要采用古体。如《杂体》五首其三“春罗双鸳鸯”，就采用魏晋古体形式，描写民间织妇之苦，讽刺长安豪家的奢侈。虽非乐府体，但用对比的写法，对后来新乐府诗也有明显的影响。《采玉行》、《夏冰歌》则是比较标准的新题乐府了。所以白居易把他和杜甫的新题歌行视为新乐府的先导。

韦应物山水隐逸诗成就很高，风格高雅闲淡，较王孟山水诗孤清幽冷，能在诗坛上独树一帜。《滁州西涧》即为其名作：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鸟鸣声声更见林涧的静谧，风潮急骤反衬出野渡的寂寞，虽是无人之境，却自有一种自甘寂寞、悠闲自在的意趣深可体味。《寄全椒山中道士》：

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

欲持一瓢酒，远慰风雨夕。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

诗人把道士炼丹的生活分解成涧底采薪柴、归来煮白石的两个情节，既给人以不食人间烟火的印象，又洗净丹汞气息。结尾泠然一问，竟使道士化为虚无，只有风雨飘萧、落叶纷飞的空山，幻成无限迷惘和空寂。他的山水田园诗再现了陶渊明和王维的真趣，同时又将盛唐山水田园诗优美清空的意境引向萧散淡冷，在中晚唐和宋代，特别受到白居易和苏轼的推重。

除了以上三位诗人以外，戎昱、戴叔伦也都写过新乐府。如戎昱的《苦哉行》五首写唐王朝借回纥兵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戴叔伦的《女耕田行》写壮丁抽尽，农村惟有女子耕田的情景，都是这一时期新乐府的佳作。从以上这些作品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对现实的批判主要集中在揭露战乱造成的民生凋敝的现状，为不堪徭赋重压的人民大声疾呼。作者都经历过安史之乱，或身为刺史县丞，或为幕僚宾客，对下层社会有较深入的体察。这也说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盛唐文人济苍生、安社稷的大志已转为切切实实地关心社会现实问题的精神，而诗歌的风雅观念，自然也就由颂美为主转向哀刺讽喻。中唐批判现实的讽喻诗的潮流正是由此开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