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乔纳森·哈克的日记（续）（第2/5页）

这时天已经亮了，我们结束聊天上床睡觉。（注：这本日记极像《天方夜谭》的开头，所有故事都不得不在雄鸡唱晓的时候中断。或者说它像哈姆雷特父亲的幽魂也行。）

五月十二日

让我先从事实讲起吧。事实虽然很稀少，但都经过书本和数据的证实，所以其真实性应该是毋庸质疑的。我绝不能把这些事实同我的亲身经历、观察和回忆混为一谈。昨天晚上伯爵从他房间出来找我时，首先问了我一些法律方面以及实施某些商务方面的问题。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花了一天时间懒洋洋地翻看了一些书籍；为了克服无聊，还查阅了我当年在林肯法学院参加考试的一些案例资料。伯爵咨询的问题有着某种条理性，所以我要按顺序把它们整理出来。这些资料不定在什么时候就能用得着。

首先，他问我一个人在英国能不能同时聘请两个或更多的律师。我回答他：假如他愿意的话，聘多少都不成问题，但是如果让这些律师都去处理同一桩事务，那就不明智了；一件事让一个律师处理就行了。如果中途换人的话，对当事人的权益也没有好处。伯爵似乎完全听明白了我的话。接着他又问：假如请一个人负责银行事务，请另一个人处理航运，以便他在本地需要帮助，而银行律师又远离此地、鞭长莫及的情况下，可以协助他，这样操作有没有难度？我请他把话讲得更明白一些，这样我才能做到更有针对性，不至于误导了他，于是他解释说：

“具体一点说吧，你我共同的朋友，彼得·霍金斯先生，居住在远离伦敦的埃克塞特的一座美丽的大教堂的旁边，并且通过您的大力推荐为我买下我在伦敦的住所。这很好！不过让我坦白地说吧，免得您奇怪于我为什么愿意在远离伦敦的地方而不是在伦敦本地找一位代理，我的愿望是：我请的律师除了满足我的需求外，不应该再有其他的打算，而如果找一个伦敦本地的律师的话，他也许会有为他自己或他的亲友谋利的私心。所以我要在别的地方寻找代理人，此人应该全心全意地为我的利益着想。比如说现在，假设我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我想把货物用船运到纽卡斯尔或者达拉谟或者哈维治或者多佛，那么在当地港口找一个代理岂不是更方便易行吗？”

我回答说这样做当然很省事，但是我们律师界有一套代理互联的制度，任何律师都可以通过指示当地的代理人来办理当地的事务。也就是说，只要客户同某一个律师达成协议，就可以通过他来满足自己的意愿，这样省去很多麻烦。

“可是，”他说，“我也可以自行处理事情，不是吗？”

“当然可以，”我回答他，“生意人就经常这样干，他们不希望自己所有的事务都让一个人知道。”

“很好！”他说，接着又问了一些有关委托方式和办理手续方面的问题，以及在这过程中可能遇到，但事先考虑好就可以避免的种种困难。我竭尽所能为他解答了所有的问题。他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他完全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律师，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是他想不到或预见不到的。对一个从没在英国待过，又显然没有多少从商经验的人来说，他的学识和洞察力都很了不起。当他问够了这方面的所有问题，而我也根据现有资料尽可能把它们都解答了之后，他突然站起来说：

“除了您第一次给我们的朋友彼得·霍金斯先生写过一封信之外，您还给别人写过信吗？”

我回答说没有，同时心里泛起几许苦涩，是啊，直到现在，我还没有任何机会给其他人写信呢。

“那就写吧，我年轻的朋友，”他一边说一边把一只大手搭在我的肩膀上，“给我们的朋友或是给任何人写信都成。如果乐意的话，您还可以告诉他们，从现在起，您将在我这里待一个月。”

“您希望我待那么长时间吗？”我问。一想到要待这么久，我的心都凉了。

“我非常希望这样，况且我也不容您拒绝。在您的上司——说您的老板也行——答应派一个他的代表来我这里之后，我们就说好了：这个人要无私地服务于我的需要。我这样要求不算太苛刻，对吧？”

除了无条件接受之外，我还能怎么办呢？原来我是代表霍金斯先生来的，而并非代表我自己。所以我只好为他考虑，而不是为我自己。此外，在德拉库拉伯爵讲这话的时候，他的目光和动作都让我意识到我仍是他的囚犯，即便我有自己的打算也身不由己。除了服从他我别无选择。伯爵从我的顺从中看到了他自己的胜利，从我一脸的忧愁中看到了他自己的权威，并且马上开始施展这种权威，只不过在强硬中透着圆滑：

“我的年轻朋友，请您在您的信中除了谈工作外不要谈别的事情。毫无疑问，通过这些信，您的亲友将得知您一切安好，并且正盼着某天回家与他们团聚，难道不是吗？”说着，他把三张信纸和三个信封递给我，它们都是国外生产的那种最薄的纸。我瞅了一眼这些纸，然后瞧了瞧伯爵，我注意到了他在暗暗地微笑，他那尖尖的犬齿从他血红的下嘴唇上龇了出来。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是在告诉我小心写信的内容，因为他能够读到我写的信。于是我决定眼下只写些客套话，然后再偷偷地给霍金斯先生写一些真实情况。我还要给米娜写封信，我能用速记法给她写信，这样伯爵即使看到了也看不太懂。等写完了这两封信后，我心里踏实了，就坐在一旁看书，与此同时伯爵在写几张便条，边写边参考桌上的几本书。然后，他拿起我写的两封信，把它们放在他写的东西旁边，并收拾好他的材料，最后随手带上门就出去了。他刚一出去，我就连忙探身去瞧他写的信，但它们是反扣在桌面上的。我没有因为偷看这些信而自责，因为在目前的环境下，我必须尽可能地保护好自己。

其中一封信是写给塞缪尔·F. 比林顿的，地址是惠特白新月街七号。另一封信写给瓦尔纳的洛伊特纳先生。第三封信写给伦敦的科茨公司。第四封信写给布达佩斯的银行家克洛普施托克先生和比尔罗伊特先生。第二和第四封信都还没有封上口，我刚要偷看它们，就瞧见门把手转动了。我赶紧把信摆回原来的位置，然后坐回到我的座位上，拿起我的书来读。这时伯爵进来了，手里拿着另一封信。他拿起桌子上的那些信，很仔细地给它们贴上邮票，然后转身对我说：

“今天晚上我还有许多私事要办，我相信您会原谅我就此告辞。另外，在这里您请随便。”他走到门前又转过身来，停顿了片刻后，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