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六章 民族独立（第4/6页）

在德国，1848年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示威游行。人们呼吁政治统一，建立一个议会制政府。在巴伐利亚，国王由于将大量的时间与金钱浪费在一位自称是西班牙舞蹈家的爱尔兰女人身上（她叫洛拉·蒙特茨，死后葬在纽约的波特公墓），情绪激怒的大学生将国王赶下了台。在普鲁士，尊贵的国王被迫向巷战中的死难者脱帽致哀，并承诺组建一个立宪制政府。1849年3月，来自全国各地的550名代表聚集在法兰克福，召开德国座谈会，德高望重的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威廉被推举为统一的德意志德国的皇帝。

没过多久，情况就发生了逆转。昏庸无能的奥地利皇帝斐迪南让位给他的侄子弗朗西斯·约瑟夫。训练有素的奥地利军队依然效忠于他们的战争头子。刽子手们又忙个不停，素以偷偷摸摸的古怪天性闻名的哈布斯堡家族再度站稳脚跟，并迅速控制东西欧的霸主地位。他们凭借灵活多变的外交手腕大玩国家间的政治游戏，利用其他日耳曼国家的嫉妒心，成功地阻止了普鲁士国王登上帝国皇帝的宝座。他们在长期失败的磨难中，不仅学会了忍耐，还学会了等待时机，他们变得成熟稳重了。与此相反，政治上极不成熟的自由主义者们正在夸夸其谈，四处演说。此时奥地利军队却在悄悄集结力量，准备着致命的一击。最终，他们突然解散了法兰克福议会，重新建立了无用的旧德国联盟，因为它正是处心积虑的维也纳会议试图强加给整个德意志世界的。

参加法兰克福议会的大多数人是充满幻想的爱国者，但是在这些人中，有一位心机深沉的普鲁士乡绅显得与众不同。他不动声色地观察着整个吵吵嚷嚷的会议，自己少有说话，但把一切熟记在心，此人名为俾斯麦。他是一位现实主义者，崇尚行动，反对空谈。他深知（其实每一个热爱行动的人都知道），空洞的演说没有任何意义。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报效祖国。俾斯麦曾经在那种老式外交学校接受过训练，为人精明，处世圆滑。他不仅能在外交上轻易蒙骗对手，就是在散步、喝酒、骑马等方面也高人一筹。

俾斯麦坚信，德意志成为欧洲强国的唯一之路，就是必须把目前许多小国组成的松散联盟变成统一而强大的日耳曼国家。出于根深蒂固的封建忠君思想，他认为应由忠心耿耿的霍亨索伦家族取代昏聩平庸的哈布斯堡家族来统治新德国。为达到这一目的，他必须首先清除奥地利对德意志世界的强大影响力。于是，他开始为施行这一痛苦的外科手术精心筹备。

与此同时，意大利己经成功地解决了自己的问题，摆脱其深受憎恨的奥地利人的统治。意大利的统一事业主要归功于3位杰出人士——加福尔、马志尼和加里波第。三人之中，这位佩戴钢丝边近视眼镜的建筑工程师加福尔是一位小心谨慎的政治导师。马志尼凭借出色的演讲才能，在奥地利警察无所不在的追捕中，圆满地完成了首席煽动家的历史使命；加里波第带着他的红衫骑士们，唤起民众的觉醒。

马志尼与加里波第都是共和制政府的忠实信徒，可加福尔主张君主立宪。当时，由于两个同伴都对加福尔过人的政治才能深信不疑，于是接受了他的决定，宁愿放弃自己的雄心壮志。

就像俾斯麦寄希望于他所效忠的霍亨索伦家族一样，加福尔倾向于意大利的撒丁王室。他以极大的耐心和无比的精明，一步步引诱撒丁国王，直至把撒丁国王推上统治的宝座，担当起领导整个意大利民族的重任。欧洲其他地区的动荡局势为加福尔的胜利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其中，为意大利统一贡献最多的，就是意大利值得信任的（通常也是最不值得信任的）老邻居法国。

1852年11月，在这个骚动不安的国家，执政的共和政府在人们的意料中突然垮台了。取而代之的前荷兰国王路易斯·波拿巴之子，伟大的拿破仑的小侄子拿破仑三世重建法兰西帝国，并自封为“得到上帝恩准和人民拥戴的”皇帝。

这位年轻人曾在德国受过教育，因此他的法语中带着一股刺耳的日耳曼喉音（就像拿破仑说法语时总是带着浓重的意大利口音一样），他竭力运用着拿破仑的声望和传统，来稳固自己的地位。由于树敌太多，对能否顺利戴上已经准备就绪的王冠，心中没底。他赢得了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好感，想讨她的欢心并不是什么难事，因为这位女王毕竟是一位不够出色且极易被奉承话打动的人。至于欧洲其他君主，他们不仅以一种令人屈辱的高傲姿态来对待满脸谀笑的法国皇帝，还千方百计地鄙视这个一夜暴发的“好兄弟”。

为了消除邻居们的敌意，拿破仑三世不得不积极寻找出路，要么通过爱，要么通过惧怕。他知道，“荣誉”一词对他的臣民仍具有吸引力。既然他无论如何都得为自己的王位赌上一把，他决定下个大赌注，将整个帝国的命运押上去。于是，俄国对土耳其发动的攻击为他找到了借口，挑起了克里米亚战争。法国与英国站在土耳其苏丹一边，共同对抗俄国的沙皇。这是一场代价沉重、得不偿失的战争。无论对俄国、英国、法国，都没有赢得多少荣耀或尊严。

不过克里米亚战争并非一无是处，它还是做了一件好事。它使得撒丁国王有机会自愿站在了胜利者一边。当战争结束后，加福尔就抓住时机向英国和法国索取回报。

加福尔充分利用国际局势，使撒丁王国成为公认的欧洲重要列强之一。1859年6月，这位聪明的意大利人又挑起了一场与奥地利的战争。他以有争议的萨伏伊地区和确实属于意大利的尼斯城作为交换条件，换取了拿破仑三世的支持。法意联军在马戈塔和索尔费里诺击败了奥地利人，原奥地利的几个省份及公国被纳入了统一的意大利版图。佛罗伦萨成为了这个新意大利的首都。到1870年，法国人才从罗马召回自己的军队来对付普鲁士人。驻守罗马的法国军队一离开，意大利人后脚就踏进了古老的罗马城。撒丁王室住进了古老的奎里纳宫——一位古代教皇在君士坦丁大帝浴室的废墟上修建而成的。

乔赛普·马志尼

此时，教皇只好渡过台伯河，在梵蒂冈的高墙大院内躲风避雨。自1377年那位古代教皇从阿维尼翁返回之后，这里就是历任教皇的居所。教皇陛下大声抗议意大利人公开抢夺其领地的专横行为，并向那些同情他的忠诚天主教徒们发出求助，他们对他的损失表示同情，附和者寥寥无几。因为人们普遍意识到：一旦教皇从世俗的国家事务中解脱出来，他就能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去关注精神问题。对教皇而言，摆脱欧洲政客们琐碎的纷争，教皇反而更有威信，这对教会的事业显然会大有帮助。从此，罗马天主教会成为了一股推进社会与宗教进步的国际力量，并且能够比大多数新教教派更为明智地认识现代经济问题。